首页 >
  • 桂林明代青花梅瓶

    桂林明代青花梅瓶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及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已受人们喜爱,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其造型各时期略不同,但大致不离短颈小口,丰肩圆腹,敛腰窄胫等基本特征。宋代时因体形细长而称“经瓶”,“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口小与梅枝瘦小形态相似,仅能容一小枝梅花而得名。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

  • 李征凤

    李征凤,原名桂生,学名炳勋,字剑魂,广西桂林人,1902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桂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任支部干事会书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桂林县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书记(秘书)、代理宣传部长、《革命周刊》主编、桂林《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在桂林被捕牺牲。时年25岁。 自幼好学 忧国忧民 李征凤出生于1902年8月11日。父亲是位教书先生、前清秀才。祖上原籍湖北,清初迁徙到广西,后定居临桂县两江西岭村,世代业农。祖父是佃耕农,有七女二子;父亲因家庭劳力充足和祖父母勤劳善俭得以读书,虽发奋得为秀才,但科场并不顺利,后来在桂林县城以教大馆为业。李征凤兄弟姐妹共有十三人。因家口众多,生计维艰,李父除教馆之外,还常以作枪手(为人代考)和写写诗文得些酬金、笔润,勉力养家糊口。 李征凤幼时没有进过学堂,只读过几年私塾。十二岁时,他与哥哥<名人>李文钊</名人>一道考入临桂四乡中学校(该校原为私立,后并入府立桂林中学,即后来的省立第三中学校)。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因聪敏勤奋,品学兼优,常博得师长的称赞和同学的钦佩。李征凤在中学时期,有着多方面的爱好。他爱好文学,喜读古人诗词。“爱读苏东坡、陆放翁诸人诗,喜苏豪迈,敬陆爱国;尤慕岳武穆、石达开的为人。岳的《满江红》,石的题壁诗常诵不绝口”。历史上一些杰出诗人和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对李征凤有一定影响。他的诗作“热情洋溢,雄浑可爱”。他后来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与从前人身上汲取了关心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有关。他喜爱体育,除了每天早晚同李文钊一道练习“八段锦”和操举哑铃外,还自学了一套“达摩剑”,无论严冬酷署,舞练从不间断。他后来能以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作风从事繁忙紧张的革命工作,与他重视和坚持锻炼体魄密切相关。他喜爱音乐,善吹萧,常借音乐抒发情愫、陶冶情操。他“喜看书、喜围棋、好文章”,兴趣广泛,好学不懈。他后来在革命活动中之所以有较出色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与从少年时养成的素质也密切相关。 李征凤的中学时代,正处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国,国内政治舞台一片乌烟瘴气;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继续深陷在被列强凌辱的内忧外患加重的年代。出身清贫的李征凤,开始对社会进行观察,把从书本上得到的人生启示同现实生活道路的选择联系起来。还是中学生的李征凤,逐渐孕育着为改造社会献身革命的宏志。 在五四洪流中搏击 1916年,李征凤中学毕业。由于桂林没有适当的高级学校,而家境又无力让他去外省求学,他因此而辍学。一年后,设在桂林的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开办本科,李征凤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法律系第一期。在大学期间,他更加努力学习,也更加关心国事。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全面酝酿和蓬勃兴起。李征凤在这场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极大振奋。他以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并始终站在斗争前列。还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年)他就参加了桂林各校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桂林学生爱国会”这一校际组织,成为其中的活动积极分子。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消息传来,桂林学生奔走相告,情绪鼎沸;学生爱国会率先响应声援,也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桂林县城各大、中、小学学生纷纷举旗参加。法专的学生还以李征凤为首组成一支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广泛向市民宣传讲演。由于有北京学生作榜样,有学生爱国会作核心,桂林学生的反帝救国运动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持续高涨。6月3日以后,桂林也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工商界各业,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斗争。李征凤率领的宣传队,进入戏园宣传,得到艺人们和戏园老板的支持。他们每天到各戏园演讲,同观众一齐高呼反帝爱国口号,使娱乐的场所也充满高昂的爱国气氛。艺人们根据讲演内容编戏上演。法专学生还成立了剧团,在李征凤积极联系下,借慈善会舞台公演了以反对日本侵略和拯救中国危亡为主题的话剧《朝鲜亡国痛史》。这幕剧不仅现实意义深刻,同时也是桂林戏剧史上第一次公演的话剧。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后,桂林学生爱国会改组为桂林学生联合会(简称桂林学联)。在第一届学联选举中,李征凤作为法专学生代表当选为干事。在全民抵制仇货(日货)运动中,桂林学联与桂林商会商订好抵制办法,布置各校学生会组织检查队。李征凤是法专学生检查队领队之一,经常率领队员不避风雨,深夜到下关船舶入口处进行盘查,与其他学校的检查队协同配合,截获不少仇货,曾在王城当众焚毁过两批,群众拍手称快。 但是,学联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取缔日货中,有些奸商顽固反抗,他们藏匿日货拒绝检查。当时五洲药房和马永顺百货店两家大商店就曾唆使店伙同学生检查队发生冲突。马永顺老板还向法院诬告学生侵犯营业,企图寻求法律庇护。李征凤和学联其他领导人一道,组织各校学生,团结一致,齐集法院门前示威抗议,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迫使法院中止传讯学联负责人和不敢开庭,反而请学联代表入座谈判。在李征凤等学联代表义正辞严的揭露下,结果以马永顺向学联道歉,保证不再售“仇货”而结案。当学联号召各校学生开展各项活动时,也存在来自学生内部的阻力。在法专有以王公度为首的旁观主义派,他们不但不热心爱国运动,反而在旁冷嘲热讽,散布要专心读书,反对搞运动的消极言论。这种旁观主义,在年龄较大的同学中,颇有影响。李征凤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和法专进步同学一道,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不忘救国的观点。他在积极参加爱国活动的同时,丝毫也不丢弃学业,各科的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受旁观主义影响的同学。他还和李文钊一起发起组织法专校友会。通过校友会团结了许多学友参加到学联的活动中来。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桂林的新文化运动同全国一样,正在蓬勃兴起。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征凤也是一个奋力向前的勇士。当时桂林学联出版了《会刊》。李征凤极力支持桂林学联出版物《会刊》的出版工作。他勇敢地用新兴的白话文写诗、著文,向《会刊》投稿。由于李征凤和他的学友们共同努力,《会刊》成为在桂林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刊物,对推进桂林的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桂林学生队伍起了分化。在学联组织内部,激进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学联中趋向激进的同学,在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由激进学生骨干发起组织的“新中国学社”应运而生。李征凤是发起人之一。1921年秋,李征凤于法专毕业,他不及考虑其他谋业前途,毅然与李文钊、谢铁民、粟豁蒙、苏鸿基、黄成业、谢慧英、莫佩琼等数十名志同道合的学友,投入组建“新中国学社”(以下简称学社)的工作。学社社址设在县文庙(今榕湖北路湖滨饭店所在地)。学社一成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庙前大牌坊上“德牟天地”和“道冠古今”八个字粉刷掉,改写上“新中国学社”五个大字。新中国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学社冠以“新中国”,寄寓了社友们的憧憬和追求。学社创办了社刊(半月刊),介绍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发表社员的文艺作品。同时开办补习学校,设置文娱活动场所和图书阅览室,为知识青年补习各科文化课程,提供新的文化精神生活食粮。李征凤担任补习学校的国文和英文教师,主持社刊编辑。在学社,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一些名著,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以及曾风靡西方的各类思潮。但是,在此时,对于这些思想的辨识和选择,他和他的社友们都仍然是很朦胧的。学社的活动,反映了他们可贵的革命勇敢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认识上的模糊,显然带着乌托邦式的空想与幼稚。 1921年12月,孙中山率师北伐驻节桂林。李征凤和李文钊、<名人>谢铁民</名人>等以桂林学界团体代表身份参与迎接、守护工作。他们曾聆听了孙中山在桂林先后发表的阐释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学说的演说。他们为了取得这位伟人对新中国学社的支持与帮助,还曾谒见过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鼓励与教诲。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想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最好先从研究俄国革命起。我现在也正在研究这个伟大国家”。这次拜会,在李征凤探索革命真理途程中,有着重要影响。从此,他和社友们开始注意了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社成为广西知识青年中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团体。1922年秋后,李征凤和社友们“能经常读到中共主办的《向导》周刊”,以后又得到《新青年》、《人民周刊》等进步杂志。阅读到这些刊物中介绍马列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使李征凤思想深受启迪,眼界大为开阔。 1923年,新中国学社解散。同年冬,李征凤怀着追求革命真理和继续深造的抱负,离开桂林到北京求学。在北京,李征凤因学费不济,以旁听生附读于北京大学半年,复南下到上海。1924年夏进入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学习。在上大李征凤世界观发生了一次飞跃。这里,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出任总务长(校务长)实际负责学校工作;这里除开设与一般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之外,还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著名学者任职任教,如翟秋白、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陈望道、杨贤江、侯绍裘等;这里,学生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关注现实问题;这里还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这一环境下,李征凤直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受到共产主

  • 猫儿山祭:二战美军飞机及官兵遗骸清理纪实

    猫儿山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主峰海拔2141.5米,是华南地区最高峰。因其主峰形似一只面南朝北的卧猫而得名。猫儿山山体东西走向,是桂北五岭山脉的一部分,也成为北方寒流南下与南方暖湿气流北上的必经之路,这就造成了猫儿山地区多雾、多雨、多风的天气特点。经常是雨雾弥漫,多日不散。 发现美军飞机残骸 蒋军、潘奇斌是猫儿山脚下华江乡的两位农民。山民进山干活,不走公路,都是凭着多年的山林生活经验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无路可言。1996年10月的一天,这两人上山,在山上的密林中钻来钻,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爬上树顶观察。当时他们正处在一个大峡谷中,当他们仰头四望时,发现在峡谷一侧的树枝上挂着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巨大而闪亮的物体,他们想尽办法爬近一看,发现这是飞机的一个机翼。旁边还有起落架、发动机等残骸以及一大堆他们说不出名称的零碎物品。 两位农民发现了这些东西,却无法知道这架飞机的国籍、型号以及何时坠毁,他们便向当地政府作了报告。兴安县农机局的一名技术人员曾是空军地勤人员,他根据蒋军、潘奇斌带来的飞机残骸碎片以及这两人的描述,推断出这是一架大型军用飞机。桂林市文物工作队一位专门从事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援华历史研究工作的研究员,断定这是二战时期美军援华的作战飞机。于是兴安县文化馆派人前往现场进行勘察,兴安县广播电视局的摄影师用家用摄像机对现场拍摄了一组非常珍贵的原始现场残骸图像,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从坠机现场运回了一些物件,如机枪、手枪、氧气罐、电子仪表等易于搬动的物品,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而完整的骨骸,找到了5枚飞行员的身份识别牌。在运回来的军用水壶上,文化馆人员发现了“US、1944”等字样。 坠机现场的险情 1997年10月16日,由美国夏威夷中央鉴定实验室的专家组成的美军专家组先遣队一行7人抵达桂林。他们的任务是在通往坠机现场的悬崖峭壁上铺设绳索,安装供人攀爬的角铁,并等候其他人员和设备物资的到来。美国夏威夷中央鉴定实验室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特殊机构,部门内的成员来自美国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此外还有一些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文职人员。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负责在世界各地搜寻及清理美军官兵的遗骸并遣送回国。这些年他们经常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等美军曾打过仗的地方工作。 美军专家组低估了猫儿山地区的地理地形条件。按美国人的想法,专家组的成员都曾受过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工作的特殊训练,又有着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工作的丰富经验,在猫儿山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真正干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第一,他们铺路的过程缺乏计划性,不是确定了铺路的方案后就按计划向前推进工作进程,连续作战;第二,专家组住在桂林,每天往返车程和走山路要耗去近10个小时,能工作的时间也就两、三个钟头。每天下午3 点左右就开始往回撤。铺铺停停,本来,从10月16日至11月6日,开始在坠机现场的正式清理工作的20天内,天气晴朗,是工作的大好时机,却都被白白浪费了。 出现延误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美方对道路铺设的艰巨性估计不足。第二是大件设备抵达日期延误。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美国人所说的受过山岳地形训练可能指的是树木较少的大石山,有比较平整的断崖。美方工作人员每人身上都有一套攀登器械。这套器械主要由几根非常结实的尼龙带交叉系在腰间和大腿根部,腰带上有几个功能各异的椭圆环,分别用来下滑时缓冲,攀登时系留。一遇到大悬崖,绳子一缒下去,美国人把攀登绳穿过缓冲环,面朝悬崖就“哧溜哧溜”往下滑。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手抓不住绳子了,人也不会掉下去,只会吊在半空中。但猫儿山怪石林立,草木丛生,没有规则的行进路线。有一名美军专家组成员在沿着石壁往下滑时,人和绳子大幅度横摆,整个身子就像个沙袋一样朝着尖利的岩石撞过去,幸好下降速度快,间不容发之际人落了地,尖石距头顶不足10厘米,令周围的人惊出一身冷汗。中方人员没有这类安全装置,只有手脚并用,紧紧抓住绳索、竹根和树枝来攀爬。 不时发生的险情使专家组的指挥官基尼少校下决心采纳中方以及下属的意见,在艰险地段搭设由中国民工绑制的绳梯。这个决定被此后的工作证明是非常明智的。绳梯使往返山路的时间缩短了将近1小时。 清理工作艰艰展开 造成工期延误的另一项主要原因就是住宿和物资运输的延误。在前往坠机现场道路的入口处旁边,有一排小平房,是一个简陋的小饭店,中方工作人员就住在这个小饭店里。再顺着公路往上走大约5公里左右,有一个兴安县旅游局开设的饭店,卫生条件与住宿环境在我看来都是相当不错的。但美国人看了之后还是不满意,决意要从美国把物资运来,自己在山上设营。但不知什么原因,物资迟迟不到,而美国人就是不肯住在山上的饭店内,又不愿每日耗费六、七个小时往返于桂林与猫儿山之间,就只好在桂林市的饭店内等物资。 好容易等到了物资运抵,美军专家组开始在山顶上安营扎寨。但我们一看他们的营址选择,啼笑皆非。猫儿山顶周围靠近公路的也就只有那么一块大的平地,但那是一个风口。天晴的时候都会觉得冷,起风的时候大风可以把帐篷掀翻。美军营地内共有1 4 顶帐篷,队员们两人住一顶,少校和考古学家各单独用一顶。除此之外还有大餐厅、大浴室和厕所。餐厅内有录像机和电视。吃饭的时候各弄各的,互不干扰。美军的防水帐篷轻便耐用,但保温能力差。他们在营地中总共也就住了5个晚上,带来的电暖气因自带的发电机电力不足而作用不大,寒潮尚未来临就受冻感冒了几位。等到风雨交加,大雾弥漫,气温骤降的时候,专家组不得不撤离营地回桂林休整。中方陪同的外办工作人员也随之撤回桂林。当时猫儿山上与这次搜寻清理工作有关的人员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广西电视台的两名记者以及两位守护美军营地的兴安县华江乡的民警在坚守。在最后拆帐篷撤退时,从几顶防水帐篷里倒出20多斤雨水。就是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负责看护营地的两位民警每天就以方便面充饥,住在阴冷的帐篷里达11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经过20多天的辛勤劳动,通往坠机现场的道路终于铺设完毕。11月3日,美军专家组开始了在现场的清理工作。工作首先从散落残片最多、面积最大的第二现场开始。首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白色标记绳在三面环崖的现场上分隔出2米×2米的区域。一共分为8 个区域。11月4日,挖掘清理工作终于开始,主要是挖掘飞行员的遗骸以及随身物品,最希望找到的是飞行员的身份识别牌,已找到5枚,应该还有5枚。挖掘现场是不规则三角形。三角形的顶角就是悬崖上的裂缝,飞机残骸从裂缝上部一路散落下来。三角形的两个侧边是峭壁,底边是大悬崖。发动机、轮胎等大物件就是从悬崖边滚下去落到更深的地方。专家组选择大裂缝里的砂土作为第一块清理的区域,他们先在不挖掘的地方放上一块长约5米、宽约3米的大塑料布。砂土铲到塑料桶内,倒到平放的筛子上筛选,筛过的砂土就倒在大塑料布上。因为,清理完一个区域后要把挖出来的土回填。从4日至6日3天,共挖掘了两平方米左右,挖深约有1米,就如同中国人所说的挖地三尺,他们从深埋的砂土里挖出了一些东西——牙齿、颧骨等骨头碎片,一些美分、印度卢比的硬币和衣服纽扣等物品。大件的骨头早已被拣走,筛出来的骨头最大的也就一寸左右。而且因年深日久发黑而与黑色的砂土混在一起,不易辨别,工作进度非常缓慢。5日,为加快进度,少校增派人手,就连专职摄影的女摄影师艾立克也被叫上一起筛土,但也就多了一个筛子一共两个而已,进展仍很缓慢。 中方人员大力协助 美军专家组在中国的清理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引起了夏威夷中央鉴定实验室高层的关注。11月11日,实验室的詹姆斯•科文上校来到桂林检查工作。上校到来的前一天,正好我国北方冷空气南下,一夜的暴风夹着大雾之后,猫儿山上许多地方都挂满了冰凌。上校先查看山顶的营地。基尼少校向上级汇报了清理工作的进展情况,上校默不作声。在回答我们关于今后打算的问题时,上校说考虑到工作进展和天气状况,圣诞节前无法完成全部清理工作,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月25日左右撤出猫儿山,明年9 月份再来。在此之前,如天气良好,我们会再工作几天,对我们尚未去过的第一和第三散落点进行拍照。但在第二散落点的挖掘清理工作将会停止。第二天,上校离开桂林回国。也就是第二天,天气又变糟了。而且直至美军全部撤出猫儿山也再没有好转。 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基尼少校只好下令总撤退。清理工作还未完成就被迫中断将近一年时间,而等候适当的时候再继续,这样的情况在这个专家组的工作记录上尚属首次。 19日,美军专家组首先开始营地的拆除。美军专家组在桂林已工作了30多天,而圣诞节又即将来临,他们归家心切,在中国民工的帮助下,专家组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把营地拆除并把全部物资装车。 由于天气一直非常恶劣,美军把最后的勘查工作也取消了。24日,仅有马克•基尼少校和拉尔夫医生两人来到猫儿山,把通往坠机现场的安全索道破坏掉。天下着大雨,尽管已经在这条小道往返不下十几次,但泥泞的泥浆和湿滑的大岩石还是令他们吃尽了苦头。少校走在最前面,医生断后。他们把专家组从美国带来的一种黑色的专用攀岩绳拣回来,而把在当地消防部门购买的大麻绳全部砍断。最后,1.5公里处的16米长的大绳梯被砍断,这处令人胆战心惊的大悬崖又变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临下山之前,马克少校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就这次的整个行动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少校说认为这次清理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而这是在中方人员的大力协助下才得以实现,为此他代表美军专家组再次表示感谢。 第二天,11月25日,在兴安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遗骸交接仪式,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负责人把遗骸正式交给美军专家组,双方在交接证书上签了字。至此,美国夏威夷中央鉴定实验室的专家在桂林猫儿山地区的本次遗骸清理工作全部结束。

  • 敌伪在桂林的血腥统治

    日寇占据桂林以后,立即组建警备队,作为占领军在桂林的最高军事机关。该队指挥部设在南门外的将军桥,队长为田中久一。日军另在城内与东南北三门设有警备分部。此外,日军还组建了宪兵队,驻乐群路李子园(今桂林医学院研究生与进修生宿舍处),队长本庄。另设有收容所(即集中营)、情报所、良民办事处、保安处(后改名为维持会总会)。日军把桂林划分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军事区严禁中国老百姓入内。敌人在桂林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桂林失守时,使繁华的街道变为瓦砾,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侵略军占领桂林期间,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据曰本官方公布:在桂柳会战中,日本侵略军在桂林残杀我放下武器的官兵5665人,杀害桂林城乡平民69684人,其中市区9932人、全州20400人、灵川7029人、荔浦6600人、临桂5697人、兴安5632人、平乐3520人、灌阳2077人、义宁1909人、修仁1612人、永福1600人、阳朔1528人、龙胜938人、百寿598人、恭城420人。资源是个山区小县,只有几万人口,敌人只是路过就杀死该县无辜百姓152人。此外,各地有大批平民被敌人杀伤,其中重伤的36250人,轻伤的141296人,另有失踪者22903人。 敌人在桂林大肆烧杀抢掠,实行法西斯统治,手段特别凶残毒辣,毫无人道可言。 1.枪杀。桂林光复后,回城的市民在市区的街头巷尾收拾到4500多具尸骨。这些死者全是桂林失守前逃出的市民,在敌人占领后他们偷偷回到市区,结果被敌人抓去枪杀。桂林周边各县被敌人枪杀的也为数不少。1944年11月2日,敌人到阳朔福利白面村“扫荡”,抓到村民32人,当场枪杀。这次被杀的村民,最大的82岁,最小的才出生几个月。同月5日,敌人到平乐安隆“扫荡”,有73人遭敌人枪杀。1945年1月2日,敌人到全州县鲁山、鲁水、禾田等村“扫荡”,枪杀平民156人。 2.熏杀。194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敌人占领桂林东江柘木,发现黄泥岩一个石洞里有村民藏匿,遂施放毒气,熏死了137人。11月7日,敌人在东江普陀山一个石洞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毒氯,一次就熏死824人。同月,敌人到临桂五塘“扫荡”,在一个石洞内使用毒气,熏死当地居民500多人。 3.灌水灌油:1944年12月初,敌人到灵川大圩抢粮,一无所获。在返回桂林途中,他们抓到一名40岁开外的村民。敌人将他捆绑在梯子上,用竹筒装石灰水,从嘴里往肚里灌,直至灌满肚子。然后,把梯子倒竖起来,这样使人头朝下脚朝天,让石灰水从鼻子里流出,直至把人呛死。有一次,敌人从平乐县城到沙子“扫荡”时,抓到一个从桂林来到这里避难的商人。敌人先将商人打翻在地,然后将他捆在梯子上,从商人的肛门插进一根大拇指粗的胶管,然后往胶管里灌高压水。这样,水通过胶管流人商人肚里,然后从嘴里流出。商人口里流的是血水,痛得不停地抽搐,直到死去。日寇在桂林抓到一个居民,把他捆在树上,从口里插入一根胶管,让煤油从胶管流人肚里,然后点燃煤油,火从口里燃到肚里,烧焦内脏,直到被活活烧死。 4.戳死:1945年4月,敌人到灵川岭坪“扫荡”,抓到村民30多人,把他们捆绑在树上。然后,用刺刀、马刀活活将他们戳死。这些村民每人身上被戳了三四十刀。1945年初,敌人到灵川大圩滩子坪抢粮,抓到7个村民,将他们捆在树上,然后用刺刀戳死,死后剖腹挖出他们的心脏、肝脏,挂在树上。 5.烤死、烧死。1944年10月31日,敌人占领资源县梅溪镇。在这个小镇的十字街上,日军抓到刚从全州回来的村民刘显贵。敌人用一口大铁锅把他罩起来,在铁锅上点燃干柴,把锅烧得通红,活活把人烤死。1944年11月,敌人在灵川上黄塘村抓到村民李老祖后,将他装进一个钉满铁钉的鼓桶里。然后,滚动鼓桶,铁钉把李老祖扎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敌人见他还未死,便把一根烧红的铁丝从李老祖的肛门直捅到咽喉。当时,李老祖的眼球都滚了出来,惨叫着死去。 6.凌辱妇女。日军占领桂林期间,兽性大发,恣意糟踏妇女。究竟有多少桂林妇女受害,目前已无法统计。单灵川县被日军强暴的妇女即达1174人,仅百寿县这样一个山区小县也有264名妇女遭到日军的强奸和轮奸,由此可见日军的残忍。日军在桂林见妇女就抓,然后强奸或轮奸。抓到的妇女无一幸免。日军奸淫妇女,手段卑鄙下流,野蛮残暴,令人发指。有一次,日军在平乐强暴人妻时,令其夫与父在一旁观看并要他们哈哈大笑,如果不从,则用皮鞭抽打。有一次,日军在阳朔县白沙五里店“扫荡”,抓到一对新婚夫妇,日军兽性发作,令新郎与另一男子用木板将新婚女子抬起来让日军轮奸。新婚女子不从,嚎啕大哭,拼死反抗,而日军则哄然大笑。丈夫不从,日军用刺刀将其捅死。又有一次,日军在报安抓到几名妇女,将她们糟踏之后,又把她们的衣裤剥光,要她们光着身子为他们挑水、碾米,日军则在旁边调戏取乐。 1944年9月,日军占领全州县美田村时抓到一名妇女,几十个日军轮流强奸她。这名妇女被蹂躏至死后,日军还奸尸。在4个月内,全州县内建乡168名妇女遭到日军的强奸和轮奸,其中村民蒋冬仔之妻被42个日军轮奸而死。全州县万一乡一名妇女遭到日军的糟踏之后,凶残的日军竟将一根粗大的木棍插入其阴道,活活将这名妇女整死。1945年春节刚过,日军从阳朔县城到兴坪“扫荡”,恰遇一对新人喜结良缘。日军军官见状,拖着新娘往洞房里跑,被其婶娘挡住制止,旁边的日军拔出刺刀就捅。一位老汉向前阻止,日军用刺刀当即把老汉捅死。 7.建立慰安所。日军在桂林及周边各县掠夺、强征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曰军发泄淫欲。据了解,当时以下地方:市区丽泽门外、将军桥、李子园、文昌桥;全州县城,绍水柳甲;兴安县城和江口;灵川县城、潭下、双潭、三街、海洋坪、高尚田、大圩;阳朔县城;荔浦县城和马岭、新坪等处建立了慰安所。 8.掠夺财产。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所谓“以战养战”政策。因此,敌人打到哪里,就掠夺到哪里。侵桂日军在桂林市区掠夺了稻谷935779担、大米29964担、杂粮19056担、食油35523担、耕牛3704头、生猪5800头、布匹126378丈、花纱10341担、衣服401447套(件)。以下是各县被掠夺情况。 平乐县:据1946年统计,敌人在该县掠夺耕牛3800头、生猪16623头、汽车1辆、民船88艘、稻谷67124担、大米21480担、食油6366担、布匹18290丈,以上物资合计值法币72亿余元(当时币值)。 阳朔县:据1946年的调查统计,敌人在该县劫去粮食350万千克、衣服66130多套、被子蚊帐49164床、棉花及棉纱1.65万千克、耕牛1万多头。 全州县:据该县1946年调查统计,敌人掠夺耕牛5.55万头、生猪21.245万头、稻谷数百万公斤。 灵川县:据统计,敌人掠夺生猪17218头、耕牛9255头、马11匹、稻谷184556担、大米47331担、棉被26198床、衣服148007套(件)。 临桂县:据该县县志记载,敌人抢去粮食15.6万吨,耕牛2.88万头。 恭城县:该县县志载,敌人抢去粮食1800吨、大米814吨、耕牛与生猪9470头;所有损失折成法币达32.32亿元。 荔浦县:据有关资料,敌人劫去的耕牛、生猪不少于9049头,粮食几十万公斤,鸡、鸭不计其数。 9.滥烧民房。敌人在桂林城乡烧毁的民房数以几十万间计,导致上百万居民 无家可归。以市区为例,桂林沦陷前,有屋宇52500栋。光复后,桂林城区高层建筑荡然无存。这些高层建筑物不是被敌人用飞机炸毁,就是被敌人地面部队烧毁。整个市区,放眼望去,一片废墟瓦砾。桂林市政府统计,光复后桂林城内外仅存在“大小屋宇487间”,不足沦陷前的百分之一,“如此浩劫,诚属桂林有史以来所未有”。敌人在桂林周边各县炸毁和烧毁的房屋,据统计,平乐为7349栋,阳朔为8900栋,灵川为10680间,临桂为6000多座,全州县“被焚民屋1.82万间,”荔浦为5595间。 10.破坏工业及交通设施。在沦陷前,桂林工业已初具规模,水、陆、空交通网已建立,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是桂林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敌人占据桂林后,几乎所有工矿企业及交通设施都被侵略者破坏。 日寇的残暴统治,是在汉奸的帮助下实现的。敌人占领桂林以后,当即网罗流氓地痞成立伪组织,始称保安处,后改名复兴社,最后称维持会桂林总会,设在临桂县原县署内;又在东江、三合、柘木、北附郭、西南附郭等地设立分会。各县都有维持会,以灵川来说,该县设维持会总会,下有4个分会、11个乡会、96个村会。市维持会总会下设秘书科、军事科、民政科、交际科、财政科、总务科及警察队等机构。市保安处处长最初由白堃公充任。白堃公,桂林人,沦陷前是桂林向业诊所眼科医生,曾任桂林市参议会议员,其长女在日本留学时与日本军曹交好,白得到日军信任而充任伪职。后来,敌军警备部因故对他不满,把他撵下了台。他的继任者为刘志坚。此人祖籍福建,生于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日寇败退时随敌人逃离.伪军事科长张夏威、伪交际科长吴一鹏、伪总务科长邓剑鸣、伪警备队长皇莆楚尧,这些人与投机商黄慰丹勾结,在东江普陀山开设“复兴部”,经营烟、酒、油、糖、盐及其他食品,获得暴利。更有甚者,这些汉奸、走狗凭借日寇的保护,潜入四乡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罪恶累累。 敌人占领桂林后,除将桂林市区划分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外,又把桂林划分为若干开放区,以吸引桂林居民回城。1944年底,敌人将阳桥至南门城口一带的临桂路、五美路、交通路、白果路、西门街等,划作第一期开放区并把南门一带定为商业区,其余为住宅区。1945年3—4月,敌人又将阳桥以北至桂北路的高等法院口以及桂东路的王辅街、依仁路等地,作为第二期开放区,以此吸引桂林市民回城。 曰军极力加强对平民百姓的

  • 桂林的光复

    日寇侵犯广西,桂林人民的抗敌情绪非常高涨,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队”等武装,誓死保卫家乡,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在桂林城防司令部连续发几次紧急疏散令后,不少抗日武装被解散,群众被赶出城外。而市郊和周邻各县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打击敌寇,严惩汉奸,反侵略斗争从未停止。桂林东郊潮田苦竹村的李世斌,组织村中的青年四出奇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荔浦县的小成村,几个月中打退了敌伪的13次骚扰,保卫了村庄。在1945年4月27日的一次战斗中,该村武装组织一举歼敌200多人,取得了自卫战的大胜利。活跃在临桂、阳朔的抗日武装临阳联队,同敌人进行了10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40人,击沉敌运粮船5艘,击溃敌运粮船队4支。1945年5月,临阳联队在阳朔牛尿塘伏击敌人运粮船队,取得了击沉敌船2艘、毙敌10余人的战绩。 百寿县的抗日武装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毙敌61人,击伤敌人35人,生俘敌3人,缴枪数10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人不敢随意出城掠夺骚扰,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平乐县的抗日队伍从1944年10月30日至1945年6月下旬,先后同敌人展开了31次战斗,毙敌31人,伤敌43人。该县二塘街村民邓士生、李凡清和从桂林到这里避难的胡洪涛等3人,在二塘老车站乘一个带病落伍的敌军官不备时,一拥而上将其打死,夺得手枪1支、防毒面具1个、长筒马靴一对。该县茶林村李振业、卢显扬、卢显金等人,用匕首刺死一个躺在床上的日军军医,割下头颅,把其尸体抛在深塘里。 1945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西斯阵营节节败退。是年5月,希特勒垮台,日本陷人孤立,中国的抗日战争进人了反攻新阶段。4月30日,国民党军队攻克了柳州,随即以第29军、第27集团军分三路向桂林推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第四方面军向邵阳、衡阳推进,策应向桂林反攻的友军。7月26曰15时,我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一部从五里圩进入桂林市区,日寇借房舍顽固抵抗。27日,国民党军队第29军从南门直插市内,与守敌展开巷战,敌人不支而北撤。是夜,我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杨汉城第20军之周翰熙第133师与汤恩伯部所属刘希程98军之曹玉衍169师突人市内,与敌寇激战一夜。28日早晨,我军两个师和第49军第21师突入市内,将市区及郊区之敌全部肃清。此役共毙敌2600多人、俘敌32人,我方伤亡1300余人。7月28日为桂林光复日。。31日,市长苏新民回到桂林。第二天,他带领一班人马巡视市区,只见到十几位老弱市民。同一天,桂林市政府从罗城县迁回桂林。9月15日,广西省政府从百色县迁回桂林。 日寇的侵略,使桂林在一年之内两次被烧,好端端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变为遍地断垣残壁的废墟。全市人口,从过去的近60万骤减至14.5万。农业凋敝,工厂被毁,经济萧条,桂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有人目睹桂林遭受破坏的情景,曾以苦涩的心情调侃说:“日本在桂林将一切都烧掉了,只有苍蝇没有烧掉。”光复以后,人们回到桂林,已不认识它了,一切都毁灭了。“桂林已经光复了,可是桂林1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仅留着一个废墟,来供我们凭吊。住过桂林的人,走进桂林,也将不认识桂林了。被火烧过的高楼大厦,像一些骷髅,向着来人狞视,似乎在哭诉怨艾。” 日本侵略者毁坏了美丽的文化城桂林,其滔天罪行永远记在史册上,不容遗忘和美化。桂林人民也将以打败侵略者的勇气与智慧,拥有桂林,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 惨痛的疏散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其海上交通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与湘桂线贯通,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本土与南洋地区的交通联系。日方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为“一号作战”,而把荡平衡阳、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机场的军事动作叫做“湘桂作战”。 在这种状况下,“文协”桂林分会决定组织开展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6月14日起至20日止,主办“抗战宣传周”。具体安排是:14日定为“动员日”,15日为“音乐日”,16日为“美术日”,17日为“戏剧日”,18日为“电影日”,19日为“义卖日”,并安排18日至20日连续举行“国旗献金游行”,把抗战宣传推向高潮。要举办这一大型活动,首先必须取得广西当局的同意和批准。“文协”桂林分会遂派田汉做李济深的工作。当时,李济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田汉找到他,他一口应允,答应由他出面领头,以“保卫大西南”为号召,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动员广西当局与桂林广大文化人、民主人 士参加。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李济深发表讲话,他尖锐批评了贪官污吏贪生怕死、无所作为的行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他说: 抗战到如今,民心日暂衰替,社会道德的堕落,影响抗战至深且巨,而当湘北战局日紧之际,一般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巨室豪富,更席卷先逃,动摇人心,殊堪痛恨!他们平日托法图利,耽于淫逸,一到重要关键,就远走高飞,以为逃到昆明、重庆,依然有官可做,有钱可花,利祿无缺!殊不知国家如到东南半壁也不可保时,国破即家亡,还有什么面目偷生忍辱?!时至今日,广大的同胞生息于此,祖宗的庐墓田园都在这里,敢信不必让敌骑侵踏!就是上自统帅部,下到可爱的战斗士兵,也必以最大决心,确保此东南半壁和一万万人民,以作争取胜利的基础。所以今天迫切的任务,在于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并根绝毫无国家观念,只知自私自利失败主义者的可耻行为,才能解救时难!扩大动员宣传周的动员宣传,其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次曰,他又在桂林广播电台讲话,号召广大人民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 扩大动员宣传周最激动最悲壮的一幕是国旗献金游行。这次游行,在“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下,由初阳画院的画家们高举“保卫大西南”的标语和巨幅漫画为前导,长老团紧跟其后,他们由李济深、龙积之、李任仁、柳亚子、封祝祁、陈树勋等老人组成。他们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德高望重,且年事已高,如龙积之年已八旬开外,仍手持拐杖,精神抖擞,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接着是“文协”桂林分会主要领导成员和桂林培仁小学学生,共50人举着一面宽大国旗行进在队伍中;继而是桂林文化界、教育界以及大、中、小学师生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6月18日下午,烈曰当空,游行队伍从省立艺术馆出发,经中南、桂南路,折回南环、东环、桂东路,转向中北、桂北等路,回到省立艺术馆。“国旗献金游行”持续3天,人们一面游行,一面高呼:“献金表示你爱国、敬战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不少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除喊口号外,成千上万的游行者齐声唱着爱国歌曲。小学生三五一群,手里拿着装钱的竹筒,沿途对商店和顾客劝捐。献金游行共募得400万元,全部捐给部队用于购置装备、医药器材等,或用于劳军。经过游行队伍的宣传鼓动,广大民众被发动起来了,正如《大公报》报道所说:“在这个召唤下,一个乞丐捐出他讨来五十张一元的破烂钞票;一个失业的青年,捐出了他绝食一天的钱——七十三元;一个擦皮鞋的孩子,捐出了他所有的收入的一百元;一个卖报的孩子捐上他卖报所得的一百三十二元;一个死去了丈夫遗下一个正在病的孩子的女人,她一手拿着药,把她手上仅有五十元上了献金台;一个省政府的小职员,全部将他的薪水与津贴一千五百元献出来了。”与此同时,桂林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支支抗日宣传队、义卖队与募捐队,桂林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了。 面对敌寇的进犯,广西形势日益紧张。1944年6月5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召集省政府主要官员会议,决定在不得已的形势下,将广西省政府移往宜山、百色。6月15日,白崇禧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议定,打算尽快成立桂林城防司令部,并委任韦云淞为司令,呈报蒋介石批准。25日,白崇禧在省政府召开广西省党政军主要干部会议,宣布经蒋介石批准以韦云淞为桂林城防司令的决定。27日,韦 《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6月19日。 云淞以城防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桂林第一号疏散令,布告市民早日疏散。然而,自湘桂战役打响之后,从长沙、衡阳等地逃出来的难民大量聚集在桂林,桂林人口猛增至60万,要顺利疏散难民相当困难。7月3日,广西省政府几经周折,用火车将部分公职人员及办公用品运往宜山,然后再转至百色。不久,广西省政府从桂林迁至百色。继省府迁移之后,桂林市政府效先迁至临桂两江圩,后又移至罗城。此时,桂林的一切大权由韦云淞的城防司令部掌握。 8月8日,衡阳失守,桂林告急。9月8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二号紧急疏散令,并成立疏散委员会。然而,市民有了第一次疏散的教训(6月27日疏散令后,日军并未侵人桂林,结果只是一场虚惊),产生了麻痹与轻敌思想,桂林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9月12日,黄沙河失陷。这时,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三号强迫疏散令,限三天以内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完毕。是时,桂林市有近40万人口,而火车、汽车、船只多为达官贵人把持,他们可以坐车坐船离开桂林、远走高飞,而大多数居民和逃到桂林的各地难民,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双脚,且举目无亲,无人帮助,无计可施,往哪里走、到哪里去呢?一时间,城内一片慌乱,饿死病死者不少,景况十分凄惨。时人有诗写道: 一声疏散满城空,猿鹤虫沙浩劫同。 黔首流离岐路上,妇童泣窜乱山中。 月华覆照漓江白,烽火延烧桂岭红。 太息黎民数十万,凄然各自去匆匆。 一家报纸的记者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从城里出来的,陆陆续续的还不少。他们到南站一看,知道没有搭车的希望,就分沿铁路和公路线徒步走了。铁路公路的两旁形成了长长的人流,一直达数里到目力看不见为止。……十七日车开近南站,轧死一人,这是太平常的事啦。由北站到此,已看见死人不少了。十八日,开出南站,观池塘边有四具发黑的死尸无人掩埋,中午才到二塘,下车散步,一股浓烈的臭味冲来,仔细一看,离车不远,躺着七八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大群苍蝇在上。车到苏桥,知道前天是在这里撞过车的。我上去看,数一数,二十二个。过桥,上了山坡,见撞毁的车头车辆倒在路边,啊!那一堆全是死尸。有多少,谁也数不清,像枕木一样堆在那里,听说这次撞车,死了千多人。” 由于缺乏组织、指挥,桂林的疏散十分混乱。以火车为例,因为火车车皮很少,一旦火车进站,人们争先恐后,不顾死活地往车厢中挤,以致火车上人满为患,车棚车顶也挤得满满的。车一开动,人从车顶上掉下而摔死很多。从桂林至柳州,按正常情况,坐火车半天功夫就可以到达。因为秩序混乱,火车难以开行,在疏散时,快者需要8天、慢者要用28天。因此,几十万市民绝大多数靠两条腿走路。疏散期限一到,桂林城防司令部就派兵挨家挨户搜查。在大逃亡后,桂林城内只见军人不见老百姓。一些军人乘房舍无人之机,破门入室,搜索财物。有些连排长派士兵到郊外摆摊设点,拍卖搜刮来的衣物、家具等,然后分钱。 9月14日,史迪威、陈纳德十万火急地由昆明飞来桂林。第二天,他们下令炸毁了两个机场的设施。16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撤專桂林。17曰,桂林市区四处冒烟,燃起熊熊烈火,火乘风势,越烧越猛,无法扑灭,也无人去救火。城区烧了几天几夜,除丽狮路留下十余间完整的房屋外,大部分房屋被烧焦,全城变成了一片焦土。桂林为何着火?白崇禧无法解释。他派兵去搜索,查出4个人,皆称是难民。白崇禧不分清红皂白,令人就地枪决,以搪塞国人的指责。

  • 桂林攻守战

    进攻桂林的敌军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是敌人占领衡阳后新组建起来的。下辖第n军团、第23军团。敌人在进攻桂林时,以第11军团为主攻部队。该军团下辖第58师团、第3师团、第40师团和第37师团。除上述师团外,还有针支队、第3坦克联队、军直炮兵队、第5航空队,总兵力达7万之多。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为了增强桂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第93军从四川綦江调至全州,任务是死守全州3个月。然而,该军于8月29日来到全州,只派一个营的兵力把守桂东北大门黄沙河,主力则驻守在全州县城及郊区。9月11日3时许,日军偷袭黄沙河,守军与敌人正面交火,打了一天就后撤了。黄沙河失守以后,13日,第93军军长陈牧农命令所部撤出全州,只留一个营驻守。陈牧农撤至兴安县界首时,立刻命令全州的留守人员将存放在该县的150发子弹和多年储备的军用物资全部炸毁。顿时,火光冲天,声震四野,连续几天始息。9月14日,敌人占领全州。陈牧农部守全州只守了3天。迫于舆论压力,9月20日,蒋介石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陈牧农在桂林枪决。 全州失守,桂林门户洞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长的身份坐镇桂林的白崇禧见形势不妙,于9月28日乘飞机从桂林溜到重庆。当时,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辖第31军之第131师、第46军之第170师、第79军之第98师2M团、第四战区第6炮团,总兵力2.5万人,任务也是固守3个月。桂林城防司令部设在鹦鹉山南面的山洞内,第31军军部设在宝积山下铁佛寺内,第131师师部设于铁封山下猫儿洞内,第170师师部设在隐山朝阳洞内。守军以中正桥(其址建今解放桥)至甲山的连线为界,以北与东江为第131师的防区,以南为第170师保卫区。 10月28日,敌军第58师团越过灵川防线,窜入桂林北郊;敌第40师团经灵田圩进人桂林东郊。敌人以猛烈炮火发动猖狂进攻,我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回击来犯之敌。敌我双方在东郊与北郊拼死争夺。当时,桂林阴雨连绵,敌人无法前进一步。及至11月6日,敌第37师团接近将军桥,针支队占领西郊三仁村,形成了对桂林城区的包围态势。11月7日,敌人占领普陀山,使用火焰喷射器封锁了各个洞口。我391团余部进入栖霞洞内,除该团团长覃泽文带领10余人乘黑夜摸出洞口逃离外,其余823人全部被敌人用毒气毒死在洞内。8日,敌军收缩包围圈,以城东、城北为主攻方向,向城内发动总攻。9日零时,日寇以重炮疯狂轰炸城区,掩护敌军主力进攻。1时许,日军第40师团之236联队,在中正桥到伏波山之间强渡漓江,占领了桥头3座地堡。我驻守象鼻山的炮兵发现敌人已占领桥头,立即炮击敌人后援部队,堵住敌人并夺回桥头堡。拂晓,敌人空军掌握了桂林的制空权,地面部队则在重炮、坦克的掩护下,从四面发动总攻。此时,城北的守军将敌人堵截在北门外约200米处,使其不能越过我军防线;城西我军294团守住德智中学(今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甲山校区)防线;城南的敌人被我堵击后,亦无法前进;城东的敌人企图再次泅渡漓江,被驻守象鼻山的守军用火力压制,偷渡再次被击退。9日16时,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天黑时分向西突围,以临桂两江为第一集合点。不料天黑之前敌人援军赶到,立刻大举泅渡漓江,与守军展开巷战;另一部敌人在强渡漓江时,被我军火力堵住,直至19时20分,才占领伏波山,驻守该处的国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20时,韦云淞、贺维珍、许高阳等带领部分守军弃城逃跑。当他们逃至桃花江时,受到敌人的阻击,被击毙或溺水而死者无法计数。而另一部分守军视死如归,誓与阵地共存亡。阚维雍将军把书写“大忠大孝,成功成仁”几个字的手帕交给卫士,然后举枪自尽;吕旃蒙将军在德智桥中弹阵亡;陈济桓将军受伤后,在猴山下自杀身亡。他们杀身成仁,舍身报国,成为后来者的揩模。10日,我守城部队已失去统一指挥,仍坚持各自为战,人在阵地在。北门守军392团在团长吴展的指挥下,重创敌军,直至11时该团官兵伤亡殆尽,北门才日本投降后,覃泽文带人打扫柄霞洞时,从洞内拾出尸骨823具。1995年,桂林人民纪念抗曰战争胜利50周年时,在该洞的腰部台阶上又发现一具女性的遗骨。所以,当时于栖霞洞遇害的不应是823人而应是824人。 被敌人攻陷。12时许,象鼻山守军弹尽援绝,官兵全部壮烈牺牲。13时,驻守老人山的官兵全部阵亡。这天下午,桂林城内仍有巷战,直至17时,枪声才告终止。从此,桂林落入敌军之手,这是桂林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在桂林攻守战中,据敌军公布:截至1944年11月10日12时止,中国守军阵亡将士5665人,被俘13151人。日方伤亡数字,据其第58师团自称:桂林作战结束时,该师团每个中队只剩下50至60人,即每个中队死伤二分之一。粗略估计,敌人在侵犯桂林时死伤上万人。

  • 抗战文化时期科技

    抗战时期,桂林有省属、市属科研单位8家: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广西土壤研究所、广西药用植物试验站、广西种畜场、广西家畜保育所、广西工业试验所、广西纺织试验场、桂林科学馆。 广州、武汉失守期间,中央研究院及一些部属科研单位先后有6家迁人桂林。它们是:中央研究院所属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国民政府所属农业部中央畜牧实验所。其中动植物研究所设在阳朔,中央畜牧实验所设在良丰,其他所、场、站都设在市区。 除上述专业科研单位外,还有许多大中型企业也都设有科研单位。如电工四厂,该厂1938年3月迁入桂林,生产中小型电机与变压器,职工800多人,是当时桂林最大的企业之一,厂部下设科研所。又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单厂部职员就有206人,生产工人736人,警员74人,是桂林的大企业之一;生产收发报机、电动机、发电机、航空发射机等产品,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工厂。该厂设有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达三四十人之多。一般说来,凡从省外迁人桂林的大中型企业,都设有科研单位,有一支科研队伍。 193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所与广西省政府达成协议,联合设立桂林科学实验馆,以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为馆长。该馆下设9个研究室(场),从事仪器与机械设备的研制、地质矿产调查及探测、地区性的病虫害调查与防治。桂林科学馆建成后,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一系列研制与调查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研究蒋桂珍:《浅论雷沛鸿对桂林抗战教育的贡献》,见苏关鑫、李建平编著:《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七)》,46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开发收发报机21台(套)、长途电话机与探矿用的振子整流器30多件,还有一批其他仪器;在广西各地进行了矿产普查和测绘;为平桂矿务局勘探锡矿之藏量;勘测了柳城大埔、罗城寺门和宜山等处的煤矿;测绘了广西五十万之一的地质图;测量了全省各地磁偏20多处;调查和研究了全省水稻田土壤三类共生游离因氮细菌存在的情况;普查了广西各地疟蚊种类及传播途径与防治办法等。此外,该馆还举办了科普知识讲座和科普骨干培训班,为桂林科普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战时经费紧张,图书资料和设备缺乏,加以政治腐败和兵荒马乱,科研活动受到种种限制,许多科研活动无法开展,桂林科技界取得的成果有丰有歉,其中以地质所与桂林科学馆的科研成果较多,动植物所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采集和整理了不少动植物标本,出版了几部有关广西动植物的专著。 战时桂林科技力量不小。1940年元月桂林建市时,广西省政府委派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3人,算是当时委派专业技术人员最多的一年。其中工程师1人,副工程师1人,技正4人,技士17人,技佐33人,高级护士4人,护士39人,助产士9人,药剂师1人,药剂士3人,会计员22人,会计助理14人。如果加上当时省府及省直单位的科技人员410人,则桂林市1940年初有职称的科技人员达603人。 随着科技人员和研究机构的增多,科技社团纷纷建立。据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建设研究》月刊1940年第1期公布的资料,当时桂林有5个自然科学社团,会员约300余人。之后,相继成立的科技社团有:中国科学社桂林社友会(1942年1月1日)、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1942年6月13日)、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桂林分会(1942年8月26日)、中国化学学会桂林分会(1942年9月11日)、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1942年9月)、广西大学数理学会(1942年12月6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桂林分会(1944)以及广西大学电机工程学会等等。这些科技社团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召开学术会议,开展学术活动,传播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科技社团多次主办或参与组织举办了各种学术年会、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会。中国科学社桂林社友会成立于1942年1月1日,成立大会上决定以后凡名人到桂,即请作科学演讲。其他科技社团也彳艮重视科普工作。抗战期间,地质学家李四光先后在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山是如何形成的》、《实施土木工程对广西地质应注意之几点》、《地质学之基础概念及其问题》等报告、讲演;医学工作者郭秉宽、李端林、杨济时、彭光钦、高葆谦、徐苏思、沈毅等人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分别以“青光眼”、“流产与小产”、“贫血诊断与治疗”、“肝内性肝外性黄疽病之鉴定法”、“三至七岁年龄的小儿何以易发中毒样症状的观察”、“生物心理学实用医学”、“睛屈折机构的演进”为主题作了演讲、报告;为配合抗战,科技工作者邬翰芳1941年4月28日作了题为《国防与地理》的演讲,董绍良1942年12月10日在桂林青年会作了题为《国防地理》的演讲,秦道坚1942年12月12日在桂林青年会作了题为《炸药之研究》的讲演。1943年10月13日赵佩莹在桂林中学礼堂作了题为《毒气与现代战争》的讲演。此外,生物学家卢于道所作《中国人的科学观》、广西大学理工学院皖长郑建宣所作《国防与工程》、工程师陈俊雷所作《无线电真空管制造之步序》、马名海所作《关于日蚀之研究》等学术演讲、报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13年,1923年举行了第1届年会,1942年举行第11届年会时,有会员2000多人。1943年10月21日至26日,第12届年会在桂林广西省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会长杜镇远、经济部次长谭伯羽及各地会员1000人,李济深、黄旭初、李任仁、邱昌渭等军政领导人及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代表伊登教授、电机工程学会代表麦美伦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第一天举行开幕式,学会负责人作了会务报告。会议第二天,学会下属的土木、化学、机械、矿冶、电机、水利、市政及卫生等专门学会分别举行学术报告会、宣读论文并开展讨论。本届年会共收到论文数百篇。内容分两大类:一是关于经济建设的计划,一是关于具体的生产技术,论文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议第三、四两天分组讨论五个专题,即:(1)铁路路线;(2)矿产;(3)化学工业;(4)广西水利;(5)水利发电。与会代表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第五天,举行学术演讲会,除邀请国内著名专家主讲外,伊登教授就美国工业进步情形、麦美伦教授就美国电气化历程也发表了演讲。当天与会代表还参观了桂林市内的工厂。第六天,会议举行闭幕式。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是抗战时期一次重要的科技会议。众多科技精英聚集桂林研究战时科技和经济建设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工程师学会担负着领导我国科技工作的重任,学会的负责人兼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所以年会提出的观点对战时大后方的经济、科技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如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翁文灏、陈伯庄都对战时经济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同时,这届年会加强了大后方科技力量的团结,调动了科技人员参与抗战的积极性,鼓舞了人们以更大热情投人抗战,为科技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12届年会具有特殊意义,它将永载史册。 由于科学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援抗战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科技社团十分重视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科技社团的号召,撰写了大量专著、论文并出版期刊介绍科技知识,推进科技的发展。数十种科技图书中较有影响的有:《科学趣话》,钱耕莘著,1942年10月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科学概论》,石兆棠著,1942年6月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1944年再版;《健康教育》,操震球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5月出版;《儿童科学漫谈》,蒋怀青编译,东方书店1942年12月出版;《珠算手册》,廖伯华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9月出版;《奇怪的动物》、《奇怪的植物》,陈人英著,分别由健康书局、华光书店于1943年出版;《教育生物学》,张栗原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1月出版。科技类期刊有:《科学知识》月刊,1942年3月创刊,曹元钧编辑,科学书店总经销;《复兴医药杂志》,1941年4月创刊,张子英主编,青年书店发行;《科学画报》月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1941年10月由科学书店在桂林翻印发行,杨孝述主编;《无线电通讯》,1943年3月创刊,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主办,设有专载、学术讲座、评论等栏目。 抗战时期,在桂林的科学家如李四光、丁燮林、丁绪贤、陈遵妫、张镇谦、高士其等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科学研究,宣传科学知识,为科技事业及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会的负责人,他来到桂林后积极创办桂林科学实验馆,组织科技人员建立实验室,开展化学、物理、地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李四光认为地质学在抗战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他热心于地质学研究,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发表了《南岭何在》、《广西地台之轮廓》、《中国地质学》等著作。高士其是著名微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他1942年从香港来到桂林,担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科学研究工作。他领导的食品研究所主要研究如何用制造富有营养的食品供应前线将士。高士其主持研制了橘皮酱、果子酱、花生酱、枇杷露,用土办法生产啤酒。这些“科学食品”制造工艺简单,原料容易获取,营养丰富,深受人们的好评。此外,普通科技工作者也积极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报效国家,参与科技社团的活动。

  • 广西佛教会的活动

    桂林佛教有着悠久而复杂曲折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李宗仁桂系统治广西后,禁止人们传播和信仰佛教,桂林佛教一度受到沉重打击,教徒大幅度减少。抗战的爆发使广大佛教徒再也不能深居禅院、面壁修行了,他们救国护教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39年4月,广西各地的佛教徒代表在桂林集会,成立了广西省佛教会。该会发表《成立宣言》,宣称:“今者全国抗战正在开始,吾人正宜趁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本‘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领导全省佛教徒,站立第一条战线上,一现我佛威德。”这句话阐明了广西佛教会的宗旨,也道出了当时参加佛教会的300多名僧尼、居士的心愿。 为了提高佛教徒的觉悟,动员他们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广西佛教会做了大量教育宣传工作。佛教会主持人暮笳法师不仅多次向会员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号召佛教信徒为抗日救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还发表文章论述国内形势及佛教徒担负的责任。他指出,法西斯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到处侵略扩张,残害无辜生灵,广大被侵略、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反抗斗争是正义的行动,必将取得胜利。面对世界性大浩劫和日寇的侵略屠杀,暮笳在《狮子吼月刊》第1期刊文称:“我们佛门弟子应该怎样对付?作为佛教徒的一分子,我一点不迟疑地回答:针对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侵略,展开我们佛教本位而神圣的佛事!我想连感觉最迟钝而顶蹩脚的佛教徒在内,也不反对我们这个回答吧。因为我知道只要和佛门有点缘份的人,都懂得以菩提为因,以大悲为根本,以方便善巧为究竟这几句遗训的意义的。时代要求我们暂时地告别深山大泽,向着广大群众的地方涌去,涌向农村,涌向工场,涌向兵营,涌向交通站,涌向一切在战争中受苦的群众中去,以清凉的佛法去净洗人间的烦恼。我们要确遵佛的遗训,认定有一众生没有度出苦海,即法身还有一分没有圆满,这样才能够出入天堂地狱之间。我们的口号是:‘服务即弘法,广大民间是道场。’”暮笳法师深信,佛教信仰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佛教思想中有许多积极正面的因素,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热潮中,佛教可以发挥教化、动员民众的作用,从而成为支持抗战的有生力量。 1939年5月19日,印度国际大学教授谭云山先生从印度归国抵达桂林,广西佛教会邀请谭先生为桂林佛教徒讲学,讲题为《大乘佛教要义》。他着重指出世人对佛教多有误解,如认为凡出家念佛,即等于脱离红尘与世隔绝,不问人间变迁与是非,这是一种主张“逃世”、不爱国家的消极弃世思想。谭先生说,这是世俗对佛教教义的极大误解,也是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障碍。其实佛教历来积极倡导普度众生、救世救人,而批判洁身自保的消极遁世。如佛祖释迦牟尼以太子身份,因悲悯众生,舍弃个人利益地位,出家苦行,成道度生,发大宏愿“度尽众生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佛教也不是不爱国,实际上它一贯主张把上报国恩放在教义的首位,因为“无国就无法卫道”,所以佛教经典中就有《仁王护国经》、《报国土恩经》等传世。5月20、21日,广西佛教会还与桂林政界学界联系,请谭云山先生先后至省政府、广西大学、桂林两江师范演讲《中印两大民族合作及民族复兴》等问题,阐明中印两大民族团结合作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受到听众的欢迎。 佛教把“戒杀生”列为“五戒”之首。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佛教徒如何正确对待这一戒律?广西佛教会认为,应教育信徒和一般民众正确处理戒律之一“戒杀生”与教义“降魔除害”、“抑恶扬善”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人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广西佛教会在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指出:“在二期抗战正在开始,总动员方案又于此时通过,设无一正式领导之佛教团体,不但不能统一佛教的意志,反足以因守杀戒而影响于非战之误解。因佛之根本五戒,杀居第一。今暴日侵略,抵抗则犯杀戒,不抗又无以图存,此理不明,实难自处。须知,佛具慈悲威猛二德。譬诸人生二子,一贤一不肖,贤者奖励之,慈德也;不肖鞭挞之,威德也。暴日之强横,等于劣子之犯上,倘不抵抗,其结果必致因破均势而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战。果吾人能全国总动员,与暴日以重创,则均势可保,和平可期。否则,暴日之侵略与吾人之不抵抗,厥罪维均也。”为了调动佛教徒的爱国热情,廓清人们对佛教教义的错误认识,广西佛教会积极推进新佛教运动。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广西佛教会秘书巨赞法师。 巨赞(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江阴人。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无法在家乡安身遂于1931年到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他追求民主,倡导佛教改革,是现代新佛学的奠基人。抗战爆发后,巨赞把广大僧尼组织起来成立佛教青年服务团,在湖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巨赞来到桂林,住在月牙山寺庙。他与在桂知名人士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夏衍、欧阳予倩、田汉、聂绀弩、万仲文、柳亚子、龙积之、廖沫沙、关山月、盛成等过从甚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除了致力于宣传抗战爱国思想外,他积极提倡改革旧佛教,大力宣传新佛教思想。他撰写了许多论述新佛教思想、推进新佛教运动、倡言佛学抗战的论著,如《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2期)、《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8、9、10期合刊)、《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1期)、《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两种精神》(载《狮子吼月刊》第2卷第1期)等。他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谈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动”时说:“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人参加实际工作……”“第二,整理僧制。……我以为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1.生产化;2.学术化。”“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第三,整理教理。关于教理的整理,有许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证方面的。我觉得至目前为止,佛教界内各种著作,都还没有和当前的问题衔接。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新佛教运动者,在‘体验佛理’、服务人群之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他在《两种精神》一文中说:“佛教界内不是流行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两句话吗,丈与尺,相差十倍,魔与道也始终是对立的,行道必须降魔,自然免不了战斗,所以战斗是值得赞诵的。因为有道在,否则但求天下太平,不问强道弱,结果则魔子魔孙,充塞宇宙,谁也逃不了魔手。”1941年,巨赞法师撰写了10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一书。作者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新佛教的认识以及有关建议。该书提出:要排除旧佛教中的封建迷信因素,必须用科学观点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澄清思想;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要改革僧伽制度、僧伽教育;要加强寺庙的管理和整顿,妥善保管和认真整理经典、文物;要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教的优良传统,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巨赞把上述思想主张贯彻到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建设活动中,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广西佛教会成立后,一方面教育佛教徒爱国爱教,一方面积极推动在各县建立分会。在短时间内,佛教会在苍梧、贵县、郁林、邕宁、柳城、荔浦、桂平、蒙山、柳江、三江等十多个县建立了分会。1941年10月,佛教会为了适应会员增多、会务繁忙的形势,组织佛教界在桂声园(今桂林丽君路)建立了新会址,有大雄宝殿、观音堂、僧舍和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能容纳上千人。同时,佛教会在佛教信徒中成立战时服务团,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多次募集救国公债,发动寒衣募捐救济难民,参与滑翔机捐献,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组织会员到医院慰问伤兵,开展代写书信、端茶送水等服务。每月15日应例主持超度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法事。在自我教育方面,每日晨6时讲课二小时,每周五下午学习哲学两小时,均结合抗战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巨赞法师曾亲任青年服务团团长,在湘南一带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刷出大幅标语“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坠地狱”,警示过往行人。他们还参加劳军、出壁报、编佛教特刊,参加各种抗战纪念会、讨汪大会及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等活动。 广西佛教会成立后,由于巨赞、道安等人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组织佛教界加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广西佛教在抗战期间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据1942年统计,仅桂林就有佛教徒1472人,其中男964人,女508人。甚至部分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也成了佛教徒。如时任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著名电影演员胡蝶等也在桂林飯依了佛教。广西佛教会对抗战救亡的贡献是不能被忽略的。

  •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的爱国救亡活动

    早在唐宋时期,广西就出现了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但由于人数少、居住分散,历史上桂林的穆斯林一直是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群体。抗战爆发后,回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回教徒社团,以便组织回族人民参与抗战、救国保教。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各种全国性的文教社团纷纷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在此期间成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将军任该会理事长。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利用原有各地清真寺改组”,积极在各省设立分会,在各县设立支会。该会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政治上唤起全国回教教胞深切认识抗战建国之真谙;宗教上使充分了解教礼教义,其中重要的工作还是先救济‘愚’‘贫’,因此先从教育着手,利用各地清真寺办理小学”。广西是大后方,抗战时期大量回族人民为躲避战乱迁移至广西。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将军是回族人,他十分重视发挥回族人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在他的推动下,1938年11月27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众多回族的活跃分子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成立大会,教育家陶行知发表了演讲并致祝词:“信徒四千五百万,同胞不分回和汉。创造中华大民族,一心一德打胜仗。”该分会首届理事会由马健卿任干事长,常务干事有唐柯三、马松亭、谢澄波、马骥君、王孟场、艾宜栽等。在该分会的组织推动下,广大回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 为了动员回族人民参加抗战,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的领导成员如唐柯三、马松亭等认为组织回族人民参与抗战应以古兰圣训为依据,利用回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增强回族人民的爱国爱教意识。著名回族人民教育家唐柯三主张“激励回族人民的国民气节,发扬回教杀身成仁之抗战美德,宣扬回教教义中与抗战实际相符的理论,说明抗战必胜的理由”。抗战爆发后,北平成达师范迁移至桂林办学,该校又被称为桂林回民学校。这是一所以培养回族人民师资和宗教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学校,从校长唐柯三到一般教员多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员,该校事实上成了该分会的核心力量。该校办有两份刊物:《月华》和《成师校刊》。《月华》1929年创刊于北平,是中国回教界最具影响的杂志。该刊在桂林复刊后,由回教救国协会和成达师范主办,月华报社编辑出版。1939年1月出版了第11卷1、2、3期合刊。《成师校刊》原名《成师月刊》,1934年创刊于北平,是成达师范的校办刊物,也是公开发行的回教刊物。该刊1939年3月在桂林复刊,其《复刊词》回顾了成达师范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表达了回族人民团结起来兴教救国的决心。《月华》与《成师校刊》复刊以后,即由马志程、张玉光、金德宝、马永孚等精通汉、回语种的教师和部分高材生以及成师保送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同学们,组成主要写作班子,分别在两刊开辟了“月华论坛”、“古兰”、“论著”、“教义”、“圣训”及“古兰释解”、“圣训选择——抗战教训”等专栏,连续发表了《古兰中关于动员的教训》、《回教之奋斗精神》、《从回教之战争诠释说到我们的神圣抗战》、《读古兰经战利品章后》、《抗战理论与古兰经训》、《兴教与建国》、《圣训中战时妇女工作教训》、《回教的战时法规》等一系列译文和评论,深人浅出地阐扬《古兰经》中关于反侵略的教训,再联系当前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实际,提高了教胞爱国爱教的参战意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月华》和《成师校刊》就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上众多类似的教训,联系当时的抗战形势,从不同的事例和角度阐明:伊斯兰教是主持正义、维护人类和平的。面对外侮,我们要遵从圣教的指点,拿出我们的实际行动来。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受着暴日的侵略,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正进入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五千万回族人民担负着八分之一的责任。国若亡了,宗教也不存在,救了国才可以说兴教。故凡我教胞皆应尽力阐扬我教主持正义、抵抗外侮的教义,策动全国回胞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成达师范还利用壁报宣传抗战。该校每月出版一至两次壁报,张贴在校门口、清真寺和街头,经常吸引大批读者驻足阅读。壁报后来由该校战时服务团主办,内容更为丰富,印数增加到数百份,被邮发到广西各市县回族人民抗战组织和各清真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回教救国协会很重视利用宗教仪式或教务活动来阐释教义、宣传抗战。1939年5月3日,桂林东乡回族人民团体为纪念圣诞而发起举行宗教活动,宣讲教义,产生了广泛影响。 同日,成达师范全体师生也举行了宗教仪式,马松亭、安宾尧等人在发言中号召人们继承回教徒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抗战胜利贡献人力物力。 1939年7月7日上午,为纪念抗战爆发两周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主持祈祷大会,全市穆斯林1000人来到清真寺参加了教务活动。大会首先由马松亭朗诵伊斯兰教经典,接着由以鹤笙宣布举行大会的目的是为抗战阵亡将士亡灵祈祷,动员/回族人民参加抗战并祈求抗战胜利;成达师范教员马志程、韩天一念诵了经典和祈祷词,应邀参加大会的几位政要介绍了国内形势,勉励回族人民团结奋斗,积极参与抗战工作。最后马松亭代表分会敦促回族人民恪守教训,踊跃参军,报效祖国。 抗战时期,由于回族人民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侵略者对广大穆斯林恨之人骨,经常派飞机轰炸回族人民居住区和清真寺,造成了很大人员和物资损失。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回族人民的义愤,回族人民青年纷纷从军,走上前进。当时设在桂林的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广西分校)设有回教大队。到1939年初,回教大队已招收桂林及其他地方的上千名回族青年人学。这些学员经过学习、训练后,被分派到各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在指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为数众多。为了争取国外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和成达师范的教员要求在海外留学的回族学员揭露日寇侵参见冯力行、唐国英:《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回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栽《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9(2),26—32页。华的真相,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建立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进一步推行“国际统战计划”,白崇禧、唐柯三等人筹划组织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以成达师范的师生为骨干,从1938年初到1939年10月,先后五次派出访问团、朝觐团远赴中东国家和南亚、南洋各地从事抗战宣传活动。这些团体在所到之处,向国外友人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回族人与阿拉伯人的历史渊源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壮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效地加强了联系,加深了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获得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在道义上和物资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访问团、朝觐团也起到了民间外交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印度、土耳其均派出驻华使节,中国亦在吉达设立领事馆。特别是土耳其,自1923年建国以来首次向中国派遣公使级外交官,使中土两国的外交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白崇禧评价说:“回教同胞以国民外交和文化事业来和回教国际作联络的工作,已经是很光荣的开始了。……这对于树立我国与回教国际关系的基础之上,有着很大的补益。换言之,也就是对于树立国际反侵略势力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十分重观发展教育,要求广西境内每一个清真寺办一所小学。成达师范的校领导和教员多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的成员,为适应抗战需要,他们在教学中增加了课时量,调整了教学内容,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该校在桂林先后招收阿拉伯文专修班和师范班各一个,简易师范班4个,学生200余人。这些学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毕业后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和抗战胜利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成达师范师生组成的战时民众教育服务团参与了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岩洞教育,利用假日及纪念日到清真寺、街头及乡村宣传抗战,还响应伤兵之友运动,募捐钱物慰问伤兵。该校师生经常参与和主办时事座谈会,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桂林还有为数不小的基督徒。部分教徒成立了桂林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社团,该会活动不多,但也为抗战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如1940年6月,桂林基督教青年会在该会礼堂举行第14次学术座谈会,教育家雷沛鸿发表专题演讲《三年抗战与百年教育》。1942年12月2日,该会组织主办了盟国友人联谊歌乐晚会,桂林各界人士应邀出席,美国歌唱家黑石、女高音歌唱家周保灵及到会钢琴演奏家等人演唱和演奏了世界名曲。该会在团结国际友人、救助灾民、推动抗战文化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