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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桂林地区就和中原有了交往。《墨子?节用》云:“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大戴礼记?少间篇》曰:“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尚书?尧典》也说:“申命羲叔宅南交。”这里所提到的“交趾”、“南交”,就是泛指包括今桂林在内的岭南及其以南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淮南子?修务训》也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这里所说的“苍梧之野”、“苍梧”,大约相当于今广西东部、东北部至湘南一带;“零陵”,即今桂林市全州县及湖南南部的宁远、永州一带;九嶷山在湘南宁远县东南。今桂林城郊漓江西岸的虞山,山下有庙宇称舜祠,山北有传说舜南巡时曾游过的澄潭,又称皇潭。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载:“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号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该书又载桂州城东有大山“隔大江与舜祠相望,遂名尧山”,又传说虞舜南巡以后,他的两个妃子南来寻找夫君,后闻舜帝驾崩,两人双双投江殉情。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建坟称“双女冢”。《桂林风土记》上说:“双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俗传舜妃寻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余丈,周回二里余。”上述这些远古传说,暗示着岭南桂林与中原文化交往的源远流长。 到了商周时期,桂林与中原的联系得到了一定的加强。《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南方各国向商王朝进贡物品的事,书中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襥、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鸛、短狗为献。”这里的“瓯”,即西瓯;“桂国”,即秦时的桂林郡。《旧唐书?地理志》云:“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为桂林郡也。”今桂林地大部秦时属桂林郡。这些史料暗示着先秦时期桂林一带的西瓯土著居民,与中原的商王朝有了一定的交往。《诗经?大雅》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说明周王朝也和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民族保持着联系。 如前所述,在考古材料方面,兴安县发现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铜卣、灌阳县出土的西周铜钟、铜戈,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相似,可能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 春秋战国时期,西瓯与邻近的楚地关系也很密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变法图强,曾经“南平百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的青铜“鄂君启节”铭文中,记载有鄂君的舟船通过湘水,南达于洮阳(今桂林市全州县境)。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载:桂州(今桂林市)“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楚越之交境”。这里的“越”即“西瓯”。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也说静江府(今桂林市)“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由于楚国与西瓯为邻,两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都相当密切。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则以楚境为通道,也和西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在恭城、平乐都发现了春秋战国时候的青铜文化遗址,其中平乐西瓯竖穴土坑墓大多在墓底设置腰坑,具有中原商朝和西周时期墓葬的特点,但是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墓葬“流行的腰坑已极罕见”,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瓯文化的影响速度是较为缓慢的,西瓯地区接受到的中原青铜文化已经是相对落后的青铜文化。西瓯墓地大多分布在南北纵向的河流附近,则说明了中原文化基本上是顺着河谷从北向南传入桂林的。桂林西瓯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和邻近的楚文化的影响,这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可以得到证明。以前述恭城县年代属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西瓯墓为例,该墓出土有鼎、尊、钟、剑、戈、钺、斧、凿等青铜器33件,其中的5件鼎,有三足细长外撇、另加提梁者的“越式”鼎,也有三蹄足附耳、饰蟠螭纹的中原地区常见的鼎。出土的两件尊,器型体圆,口作喇叭形,腹突出,矮圈足,器型与中原西周中期的尊极其相似,但纹饰却在尊口下,腹部装饰双蛇斗蛙纹,具有浓郁的西瓯的地方色彩。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双肩钺,长方銎首,折肩,宽弧刃或直刃,它和当地新石器时代流行的双肩石斧十分相似。虽然桂林一带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铸铜和铜矿遗址,但是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可以证明当时的西瓯族也许已经能利用残旧青铜器熔化后浇铸成新器了。 在铁器方面,与西瓯毗邻的楚国,至少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这从长沙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铜剑和铁器可以得到证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楚国已大量使用铁器于农业生产等方面。这一时期,西瓯也已开始陆续使用铁器。平乐银山岭西瓯墓地出土了多达181件的铁器,还有11件铜铁合制器,包括铁锄、铁刮刀、铁双肩钺等,其中锄占89件,而铁器中的凹字形侈口锄是典型的楚式铁制农具。这些铁器,可能是交换来的,也可能是由逃避战乱的中原人带入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汉书?南粤传》说吕后为了打击赵佗的南越政权,“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从这两则文献来看一直到西汉前期,岭南地区使用的铁器,还必须仰仗于中原地区。但西瓯的一些器物如铁刮刀、铁双肩钺等,在中原地区却很少见,说明战国时期,西瓯族可能已经能够采用废旧铁器铸造适合于本地生产的工具了。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恩格斯指出:“铁的使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或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战国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青铜和铁制农具以及农业耕作技术的传人,当地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西瓯地区的制陶工艺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尤其是几何印纹陶的制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西瓯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此时西瓯地区陶器的制造,已从早期的用手捏制变成了轮制,陶器质地坚硬,器表更为光滑。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陶器360件,陶器的器型除纺轮外,有瓮、罐、瓿、壶、鼎、盒、杯、钵等。这些陶器陶质坚硬,火候较高,敲击之声音清脆,器表装饰水波纹、米字纹,具有地方特色。其中两件属于原始青瓷,一为表面有釉的印纹小陶杯,一为錾耳陶罐。其中小陶杯酷似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其特点是圆唇、深腹、平底,唇上有压印人字纹的装饰,器表施黄绿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由于中原文化的影响,西瓯的陶器制造业已从原来的无釉陶逐步发展为釉陶,制陶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 宝积岩人和桂林历史的开端

    桂林是我国南方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1979年,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在桂林市区中山北路的宝积山山洞内,发现了豪猪、熊猫、鹿等野生动物化石和1枚人类牙齿化石。 后经考古工作者的调査,又发现了1枚人类牙齿化石、12件打制石器和大量的野生动物化石等。在宝积岩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化石,是晚期智人化石,包下第三臼齿各一枚。从牙齿的颜色、大小和石化程度都比较相近观察,可能属同一个人的个体;从牙齿的形态看,其齿冠相当高,齿根不甚粗壮,比北京人进步,无明显的原始特征;右下第二臼齿的磨损程度相当强烈,咬合面珐琅质大量被磨耗,以现代人牙的第一、第二臼齿的磨耗标准来看,应属一个老年个体。因此,这两枚人类牙齿化石,被命名为宝积岩人。经测定,宝积岩人距今约3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已知桂林最早的人类。 在宝积岩中,共发现了石器12件,原料均为石英粗砂岩。主要石器种类和用途有:石核7件,用于加工石器和砍砸动物;砍砸器4件,用其刃部砍砸物体;刮削器1件,用它的刃部切割或刮削动物的皮肉等。这些石器的共同特点是:都为砾石石器;石核以砾石的自然面作台面,不加修理打击进行打片;石器制作的方法是锤击法单向加工,具有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的传统特点。在宝积岩洞口附近的石钟乳岩层下,发现了炭粒、动物骨头等用火的痕迹,这在桂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宝积岩洞穴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共6目16种。主要有猕猴、长臂猿、中国熊、猪獾、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华南豪猪、竹鼠、巨獏、中国犀、野猪、鹿、麂、水牛、羊、剑齿象等,其中剑齿象、巨獏、中国犀、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鬣狗为绝灭种类,且化石数量比较少。宝积岩出土的动物化石,都是第四纪生活在华南洞穴中的“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种类,与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广西柳江人化石所伴生的动物群种类比较接近。由此可以判断,宝积岩人与这一动物群的地质年代 同属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万年。这些动物化石的出土,反映了宝积岩人生活的时代,气候较桂林现在的气候更加炎热多雨,漓江和附近的湖泊水量丰富,地面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灌木、草丛,适宜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生态环境资源比现在丰富得多。这样的自然环境,既优越又险恶,促使宝积岩人不断地和自然环境作斗争,以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 宝积岩人晚于柳江人,但早于其后的甑皮岩人,是一种年代稍晚的晚期智人的化石,代表了从宝积岩人到甑皮岩人之间的过渡类型,为研究桂林乃至广西、华南地区古人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宝积岩人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桂林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而宝积岩人打制的石器与“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一并发现,在广西尚属首次,是迄今为止桂林最早的人类文化实物例证,对于研究广西旧石器文化序列关系和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地区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桂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较为广泛,除了宝积岩人遗址外,在桂林市郊雁山镇李家塘村庙岩,市郊穿山月岩东岩洞,平乐县大山大岩、荔浦县水岩东洞,共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出土了石核、石片、砍砸器和人牙齿、人骨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荔浦县水岩东洞和桂林市郊雁山镇李家村庙岩遗址。 1961年,在荔浦县两江公社(镇)水岩东洞发现人的左下第二前臼齿1枚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该洞穴朝东,位于离附近河床18米左右的高处。洞内的堆积物大部分被扰乱,在一个支洞入口发现了牙齿化石1枚,该牙齿化石齿根较短,齿根的根尖部分在近中侧略受损坏。齿冠的近中面接触区的痕迹不清晰,咬合面在远中部分略受磨蚀,由此估计,它可能属于一个12—15岁的个体。从形态看,该牙齿与现代人非常接近,只是稍微保留有略为粗大的原始性。从伴出的动物化石看,属更新世中期至晚期。 庙岩洞穴遗址位于桂林市郊区雁山镇李家塘村庙山南麓,洞口距地表高13米,洞内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1一3米。1988年发掘出烧坑遗迹1个,人骨2具,均为屈肢蹲葬;石器390余件,石料为紫红色砂岩、砂岩、碳质板岩、石英岩等,器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捶、石砧、穿孔器和磨光石斧等,制法上大多采用单向锤击加工,多保留自然面;骨笄等骨器21件;兽角凿等角器20件;少量蚌器和数块素面且较厚的夹砂粗陶陶片;众多石料和大量兽骨,以及螺、蚌等动物的外壳。其年代为距今1.2—1.7万年,约晚于山顶洞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桂林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原始人类的足迹,已遍布各地。这一时期的人们,以狩猎禽兽、捕鱼和采集植物果实、根茎为生。为了寻觅食物和饮水的便利,其居处一般选择在低山临河、临湖的地区,大多是利用自然的石灰岩洞穴或岩厦,也有一部分可能过着树居的生活。他们除了制造和使用石器、骨器、角器外,可能还有竹、木器,还懂得了用火。宝积岩发现的炭粒和庙岩发掘出的深约40厘米、口径35厘米的烧坑遗迹,就是用火的证明。他们或用火照明、御寒,或用火烧烤食物,促进了桂林原始先民体质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桂林原始先民的狩猎、捕鱼活动,需要长途跋涉和较好的体力,因此这项工作主要由男子负担;妇女除了怀孕、生育和抚养后代之外,主要从事采集。采集的食物除了某些植物外,还包括生活在浅水河流、湖泊中的田螺、河蚌、鱼类、龟鳖等。在庙岩遗址中,出土1件陶质马蹄(荸荠)模型,高5厘米,直径6.8厘米,中部留有马蹄蕊,十分形象,年代为1.2万年以上,说明当时的原始先民已采食马蹄,也证实桂林特产马蹄历史的悠久。 旧石器时代晚期桂林先民的社会生活,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但是,由于当时桂林的气候较现在更加炎热多雨,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越,野生的动植物资源较现在丰富得多,所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桂林先民,能用简陋的工具和原始的生产方式,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食物,不但生存了下来,繁衍了后代,而且创造和发展了文化,揭开了桂林历史的序幕。

  • 甑皮岩人及其生产生活

    大约1万年以前,桂林一带的原始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桂林周边的全州县卢家桥、两河、安和,兴安县艺河,灌阳县新街、水车、红旗、黄关,荔浦县马岭,恭城瑶族自治县和平,阳朔县高田、白沙、葡萄,资源县延东,桂林市郊甑皮岩、甲山乡轿子山,临桂县五通、太平岩、大岩等地发现了数十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这些新石器时代众多的文化遗址中,以桂林甑皮岩遗址最具有典型的意义。 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洞口高8米,洞内面积约100平方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年代为距今12500年至7600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该洞穴中发现了18具人骨,保存较完整的14具,其中有6个成年男性、5个成年女性和3个幼童,他们被称为甑皮岩人。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4具人骨。 甑皮岩遗址均无坑塘痕迹,除侧身屈肢葬、二次葬外,较多的是人骨呈垂首、弯腰、屈肢蹲坐状的屈肢蹲葬。有的头骨附近发现鹅卵石和青石板,有的头骨和盆骨上残存红色赤铁矿粉末。至少在4具头骨上留明显条形缺口、三角形空洞、马鞍形骨壁下陷等人工伤痕,可能这些人是被击打致死的,也可能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葬俗对非正常死亡的人又给予一次击伤所造成的。绝大多数死者都没有随葬品,只有一个死者身旁发现一把收割用的蚌刀。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人具有广西旧石器时代晚期柳江人的体质特征,身材矮小(女性平均身高156.5厘米,男性平均身高161.16厘米),面骨短而宽,鼻孔较宽阔,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些特征说明了甑皮岩人继承了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体质特征,是土生土长的。另外,“甑皮岩人”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分布于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种族接近,很可能是现代壮族等中国南方土著民族的祖先。 在甑皮岩洞穴遗址中,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各占半数。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石砧、石杵等,与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一样,其打制方法绝大多数为单向打击修理,器身仍保留大部分的原始砾石面。磨制石器常见长身或短身的斧、镑,未见带肩、有段的石锛。有骨锥6件和骨针3件,可能是缝制兽皮为衣的工具。骨笄2枚,通体磨圆,两端磨尖,长约8.2厘米,是固定头上发髻的工具,反映了甑皮岩人男女两性中起码有一种性别是梳理发髻的。甑皮岩人已经发明了陶器。根据考古资料和C14年代测定,甑皮岩遗址第一期的年代为距今12000年左右,在其中出土了一块夹有较多粗砂粒的泥块,表面灰白色,较致密,有一定耐水性,而内侧非常疏松,遇水则立即解离开来。使用热释光技术测定,证明这一泥块没有经过250°C以上的温度烧过,但它已成型,可以确定为捏塑法成型的,是最原始的陶器。这一泥块是陶器从无到有发展阶段中的产物。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没有见过的,是陶器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研究者认为,甑皮岩陶器的发明,很可能与煮食田螺、蚌壳有关。甑皮岩遗址的陶器延续至距今7000年左右。它说明,陶器制作的原料经过了从随机取土到随机选土,到进行初步处理的发展过程,许多陶器中除了含有矿物颗粒外,还含有一定量的炭,是原料中含有的草木茎炭化后形成的。甑皮岩后期的陶器都是在地面上无窑烧成的,陶器的烧成温度在800°C?840°C。器形有罐、釜、钵、瓮等,其中以罐类为多,另有少数的三足器。陶器的发明是甑皮岩人在向自然界作斗争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甑皮岩的陶器是用水和黏土手工制作,经火烧炼而成。陶器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可作炊具,用以蒸煮食物;可储盛东西,贮存液体。 陶器的制造是以从事农耕的氏族部落定居下来为前提的,只有农耕氏族部落 定居下来,才有制陶的条件和需要。在上古文献中就有“神农耕而作陶”的记载。甑皮岩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凿、蚌刀、石杵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甑皮岩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人们可能已经懂得了栽种谷物,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土地开发有限,同时又受到野兽的践踏,所以原始农业经济还不发达,在经济生活中还未占主导地位。 地质工作者通过对甑皮岩洞穴遗址地层进行孢子花粉分析,发现当时甑皮岩周围森林茂密,灌木丛生,有胡桃科、山毛榉科、大戟科、榆科及木樨属等,藤本植物缠绕于林间,林下阴湿,从而为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和菌类的大量繁殖提供了良好环境。在这些植物中,木樨属植物最引人注目。木樨即桂花,木樨为学名,桂花为习惯称呼。这种常绿灌木,叶对生,椭圆形,全缘或上半部疏生细锯齿,秋季开花,花簇生于叶腋,黄色或黄白色,极芳香。木樨属孢子花粉在甑皮岩遗址的发现,说明桂林是桂花的原产地之一。 甑皮岩遗址中还发现了3500多块动物骨骼和甲壳,动物种类有亚洲象、秀丽漓江鹿、水牛、猪、豪猪、獾、貉、鼠、竹鼠、麂、梅花鹿、猴、豹、猫、鱼、鳖、雁、鸭、河蚌、田螺等。作为野生动物,其中有些在现代桂林已经绝灭,如亚洲象、秀丽漓江鹿等。这些动物群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热带或亚热带的现生种类。从孢子花粉的分析和动物化石的发现来看,甑皮岩人生活的时代,桂林一带的气候条件接近于现在云南西双版纳或更南地区的气候,自然生态环境比现代的桂林优越得多。结合甑皮岩遗址中出土有骨鱼镖、骨镞、石矛等渔猎工具来看,甑皮岩人主要在居住地附近的湖泊和江河浅水地域从事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活动。在甑皮岩洞穴中,发现了堆积厚度为40—50厘米的大量的田螺壳,其中个体大的圆田螺属的壳顶,绝大部分均未保存,而个体小的如田螺或环稜螺属,保存壳顶的比圆田螺的多。这种现象说明大约9000年前的桂林先民甑皮岩人,已知采食田螺,而且他们喜食个体大的圆田螺,并且已经知道去了壳顶才能吸出肉体部分。 从社会组织来看,甑皮岩人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当时的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主要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葬俗中得到佐证。在甑皮岩遗址中发现的二次葬为一具年龄五六岁的小孩骨骼,紧挨着一侧身屈肢的中年女性人骨,反映了妇女的崇高地位。甑皮岩人盛行男女老少单身丛葬,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物质的缺乏,所以死者一般没有葬具和埋葬坑,除一人随葬蚌刀一把外,绝大部分没有发现随葬品。但埋葬方向却有男女性别上的区别:男性多数面向西南,即向洞外;女性则多面向东北,即向洞内。甑皮岩人男向外,女向内,可能是当时族外婚的反映,即一个氏族的男子白天在本氏族内劳动,晚间到另一个氏族择偶而居。这种氏族择偶而居的形态,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 从甑皮岩和桂林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看,在距今八九千年前,桂林一带开始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但当时的农业还处于园圃农业阶段,农业技术简单,没有犁和畜力牵引,所用的工具仅限于石、蚌以及木制的斧、刀、铲、凿、掘土棒等。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们的寿命都比较短。根据有关人类学学者的测量、分析,甑皮岩人的平均寿命为35.7岁,寿命最高者为45—55岁,未有寿命能达到老年期(60岁以上)者。

  • 屈肢蹲葬及其文化内涵

    新石器时代桂林的墓葬,其葬式最独特的是甑皮岩的屈肢蹲葬。在甑皮岩遗址,共发现了22具人类骨骼,其中屈肢蹲葬10具,其余为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屈肢蹲葬葬式如同人的蹲坐姿势,头顶朝天,脊椎骨成弓状,下肢弯曲并屈至胸前,肋骨压于下颌骨之下,手指骨与脚趾骨基本贴地。这种葬式在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和黑龙江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中都有发现。此外,在与广西毗邻的东南亚地区,如越南中部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屈肢蹲葬亦有发现,且葬式各异。在日本大阪府藤井寺市国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屈肢蹲葬葬式。关于桂林甑皮岩屈肢蹲葬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宗教迷信的“灵魂说”、生产力说,以及产生于人的蹲式睡眠姿势等说法。我们认为,屈肢蹲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且受迷信影响的缘故。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只能使用简陋的石器,以及骨器、蚌器等从事生产和生活。甑皮岩人当时使用的工具有下面几类:石质工具: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石砧、石杵等打制石器和石镑、石矛、穿孔石器等磨制石器;骨器:鱼镖、镞、锥、针等;蚌器:利用蚌壳制成的蚌刀、蚌铲、蚌勺等。 从上述生产工具来看,甑皮岩人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当时的人们使用如此简陋的生产工具来挖掘宽深的墓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挖掘屈肢蹲葬的墓穴,就容易得多了。屈肢蹲葬所需的墓穴的面积,大约只有仰身直肢葬的三分之一,而在甑皮岩洞内仅60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发现了22具人类骨骼,其中屈肢蹲葬者10具。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埋葬了众多的人骨化石,葬式的简单、密集,说明主要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在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屈肢蹲葬的发现仅限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而青铜时代以后这种葬式并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青铜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青铜器和铁器广泛使用,挖掘墓坑比石器时代容易多了,这样也就导致了葬式从屈肢蹲葬向仰身直肢葬的过渡。 屈肢蹲葬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过,如云南永宁的纳西族、四川木里的普米族、广东连山的瑶族,以及广西天峨和隆林的壮族,都曾实行过类似屈肢蹲葬的葬俗。天峨、隆林的壮族是用布条把死者的手和脚绑在椅子上,成蹲坐的姿势,并放在厅堂上供奉起来,待选择良辰吉日之后就将死者连同坐椅一起抬到葬地,然后解开绑索,取回坐椅,进行埋葬。纳西族也是把死者尸体绑成蹲坐状以后再埋葬。此外,在印度洋安达曼群岛上的安达曼人、非洲中部和南部的东班图人瓦查加部落,也有类似屈肢蹲葬的葬俗。这一葬俗可谓源远流长。 屈肢蹲葬的盛行,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原因以外,可能还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根据纳西族人自己的解释,人死是一种永不苏醒的长眠,人活着的时候怎样坐着的,死后也要按照他生前平常坐的姿势来安葬。壮族也认为,如果不把死者捆成蹲坐的姿势来埋葬,死者的灵魂就会走出来作祟,反之就会暗中保佑家人平安。以上这些说法,均带有强烈的宗教迷信色彩,因此,屈肢蹲葬也染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迷信色彩。从桂林甑皮岩人骨骼的头顶骨经人工钻孔,头骨、盆骨有赤铁色红粉,以及南宁地区贝丘遗址中,人头骨旁边有红色矿石,下面垫白膏泥,个别人骨架四周撒赤铁矿粉等,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如前所述,甑皮岩人具有广西旧石器时代柳江人的体质特征,是现代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而壮族至今仍流行的捡骨葬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壮族的捡骨葬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称寄土,第二阶段叫捡骨,第三阶段称埋骨。寄土仪式在人死后进行,行薄葬,不大讲究。捡骨即人的尸体被埋过了三年或五年后,把骨殖取出洗净,请有经验的人把骨骸按一定的方式装入一个称为“金坛”的陶坛子里,并用几个带竹蕊的线香把所有的脊椎骨串起来,以免它们倒塌散乱,最后才把头骨放在最上面,使整副骨架像是蹲坐在坛子里一样。金坛里除了骨殖外,不放任何陪葬物品,务使坛内不存金属布帛,只用一些朱砂洒在骨殖上,然后封好,埋入地下,造一个坟头。壮族的这一捡骨葬制,对于理解甑皮岩以及广西其他遗址所发现的屈肢蹲葬人骨化石近旁的红色矿石粉末的作用不无启发,它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广西境内居住的先人们,已经对死进行了出自本心的定义,人为地规定了一些仪式,以防死去的人的灵魂会跳出来作祟,或是作其他用途。总之,这种仪式作为一种残俗,一直流传到了与其渊源很深的壮族民众的心中。 也曾有人认为,这种屈肢与人类早期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如与休息、睡眠的姿势有关,因为当时的甑皮岩人生活在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中,森林茂密,杂草滋生,蚊虫绳虱繁多,人们亦极易染疫受害,为了避免这些灾难,甑皮岩人与大自然作了顽强的抗争——在生活中保存了猿,也就是人类祖先的蹲坐休息睡眠姿势。但从甑皮岩遗址发掘报告提供的屈肢蹲葬的图形来看,它并不是固定的蹲睡式,而是带有很大随意性的屈肢蹲葬。因此,认为屈肢蹲葬与人类早期的生活习性有关,与休息、睡眠的蹲坐姿势有关的说法似乎有些不妥。

  • 湘桂走廊的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我国东南部和南部,直到越南的北部,是百越(粤)民族的聚居区。越族分布范围相当广泛,而且支系众多,“百越”是这些支系民族的泛称。百越在西周有扬越,在春秋有于越,在战国、秦汉时期按习俗、方言等的不同,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和驼越四大支系。其中西瓯主要分布在包括今桂林市在内的广西东部地区。 在今桂林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谷地,古来为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之一,称为“湘桂走廊”。在走廊内及附近地区,留有大量的青铜文化遗迹,反映了西瓯文化的发展状况。 1971年以来,桂林地区不断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遗址的发现。 1976年8月,在兴安县发现1件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铜卣。该铜卣通高22.8厘米,腹径横15.3厘米,纵11.8厘米,足高2.5厘米,重1.6公斤。提梁作掏索形,颈饰夔龙,腹饰兽面纹,器底有铭文“天父乙”三字。这是迄今为止,桂林乃至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同年5月,在灌阳县一石洞深2米处发现西周中期云纹铜钟1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绳纹红陶2片、灰陶1片、石器1件。钟甬部已残,残高36厘米,铣间28厘米,舞纵13.5厘米,舞横21.5厘米,重10.5公斤。干上饰乳钉纹与窃曲纹,钟身饰圆圈纹、钩连雷纹。此外,在灌阳新街还发现一件铜戈,年代大约为西周时期。此戈援作三角形,援中脊起棱,断面呈菱形,中脊靠内部有圆形穿孔,孔直径1.2厘米。内作长方形,大部残断。援两面饰对称的夔凤纹和斜角云雷纹。援长16.5厘米,最宽处7厘米,内残长2.5厘米。上述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标志着该地区在商代晚期开始?逐渐进入青铜时代。 春秋时期,西瓯青铜文化继续发展。 在荔浦县和恭城县,均发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遗物。荔浦县栗木镇出土的铜疊,是窖藏物,无其他伴随物。器型正视像亚字,圆体,喇叭形口,斜肩、斜腹,下附双层高圈足,肩部焊接一对相背向兽耳,耳上饰云雷纹,颈下饰圈点纹和弦纹,肩部以耳分界,每边饰两组对称的饕餮纹。通高54厘米,口径31.5厘米,底径28.2厘米。器上所饰花纹,均见于中原同类器物,年代为春秋初期。恭城的青铜器遗址发现于1971年11月,地点在恭城县嘉会镇秧家村,器物发现在距地表约2米处,计有鼎、尊、疊、编钟、戈、钺、剑、镞、斧、凿、车器等33件,可能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其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从这些青铜器来看,器物的组合、形制、花纹都具有明显的东周时期的特征。这是桂北地区首次出土成批的青铜器。 战国时期,西瓯青铜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灌阳、全州、平乐、兴安等地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以1974年发掘的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葬为例,这些墓葬数量达到110座,都是竖穴土坑墓,墓底普遍设有腰坑,而且腰坑内习惯放置一件陶器,或瓮或罐,或杯或盒。墓底设置腰坑的习惯,在中原地区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十分流行,但到春秋时期几乎绝迹,而且中原地区的墓葬的腰坑内一般是埋狗或殉人。西瓯墓葬腰坑内放置陶器的做法,体现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和玉石器等,随葬品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用品铜兵器(或陶纺轮)加铁工具和陶生活用具。铜兵器中常见剑、矛、镞;生产工具一般以一件铁锄和一件刮刀相结合;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以鼎、盒、杯相结合。而且生产工具中的锄、刮刀经常共出,并附有砺石。这样的组合,独具地方特色。从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的377件青铜器、181件铁器、11件铜铁合制器来看,西瓯已进入了铜铁并用时代。《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朝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于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为将”。这段记载说明,西瓯已有“君”和“将”,进入了阶级社会,可能产生了还不十分牢固的国家形态。平乐银山岭发现的西瓯墓葬,墓坑有大有小,随葬品有多有少,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有的无棺无椁,有的有腰坑,这些都是阶级社会的特征。而平乐银山岭等地的墓葬,大多为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在组合、质地、数量等方面没有多大区别,这些都体现出西瓯在战国时期才跨人阶级社会的门槛,还明显存在着氏族内部的血缘纽带。 商周时期青铜文化遗址的出土,表明在“湘桂走廊”上生活的古代西瓯族,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战国时期,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农具,青铜冶铸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古代的西瓯族和我国其他民族一样,为建设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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