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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仙愁崖美军飞机撞崖之谜

    站在海拔1800多米的猫儿山铁杉林旁,举目望去——隔着幽深的悬崖,对面巍然立着一座陡峭的大石山,须仰视才能望到山顶。兴安县委宣传部干部老盛手指山崖对笔者道:“那就是仙愁崖,美军飞机残骸就是在崖下发现的……”仙愁崖之名因何而来?当地人说:这地方太险峻,神仙爬起来也要发愁。 当年参与查找、鉴定美军飞机残骸的兴安县有关人士及桂林市资深考古专家赵平,回忆了事件的全过程—— 采药看见峭壁在闪光 1996年10月2日,常年云雾缭绕的猫儿山上,终于露出了阳光。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阳雀村村民蒋军和潘奇斌约好到猫儿山原始森林中一个叫“黑冲”的山崖上去采药。在一个叫“柳狮冲”的山崖上,两人在丛林里转来转去,迷失了方向。天渐渐黑下来,两人在仙愁崖附近爬上一棵大树,四处张望,寻找出路。突然,看见前面峭壁上有物体在反光! 第二天,两人终于在一片铁杉林里找到了出路。但那崖上物件发出的光芒,一直还闪烁在他们心里——那会是个什么奇妙的东西呢?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两人又叫上另一个农民,壮着胆子再次下崖查看。三人在悬崖绝壁上搜寻了半天,突然,眼前出现的东西让他们大吃一惊——在长约500米的范围里,随处可见飞机残骸,一支螺旋桨牢牢嵌在石缝里,大轮胎和许多锈迹斑斑的零部件包裹在树叶、泥土中,残骸中还有机关枪! 不得了!有飞机掉落在这里,这可是大事啊!三个人连忙出山报告情况。 他们先找到了在兴安县机耕队工作的亲戚,这位亲戚又向县农机局局长宋均安作了汇报。宋均安曾在郑州空军部队服役,从事地勤工作,有一定的航空知识,他意识到这个发现相当重要,立即报告县委和有关部队。 10月16日,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岳启海、县农机局局长宋均安等人在蒋军、潘奇斌引导下,奔赴猫儿山柳狮冲仙愁崖。经过一番艰难攀爬到达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岳启海、宋均安十分震惊:飞机撞崖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遗骸散落在长约500米、宽约5米的悬崖断壁间,一片螺旋桨叶还插在石缝中。残骸碎片大多已被草木掩盖,被风化崩塌的石块埋压。残骸的铁质部件已锈迹斑斑,而机翼等铝合金部件仍闪闪发亮。 岳启海捡了一块带有英文标牌的残片,当他还想采集更多可供分析研究的样本时,蒋军、潘奇斌提醒他:必须在下午2时左右离去,否则太阳一偏西,出山容易迷路,那危险就大了。 得到岳启海等人带回来的信息后,兴安县相关部门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这是一架什么飞机?必须尽快作出结论,向上级汇报。县文化局、博物馆、党史办、农机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开会进行了分析——党史办的工作人员首先联想到当年经过猫儿山老山界一带的红军,认为从坠机现场有机关枪这一点来看,这可能是当年蒋介石轰炸红军的飞机,被红军击落在山里。 宋均安凭经验分析:从那庞大的轮胎和起落架来看,像是架苏式重型轰炸机。 也有人根据残片上的英语标牌,认为有可能是架美军飞机,并猜测飞机是1949年11月间在阻止我解放军进入广西时,被桂北游击队击落的。 取证目标锁定“飞虎队” 10月18日,兴安县文化局组织精干的文物研究人员重上猫儿山,以确定飞机国籍及坠落时间、原因等。 在海拔1828米的仙愁崖顶部花岗岩裂缝处,考察人员发现了飞机最先的一个撞击点。根据残骸在崖壁上散落的状况,考察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飞越仙愁崖时,飞机飞低了十余米,不幸撞崖。撞崖后一支螺旋桨嵌人壁隙中,飞机在失控状态中落下数米又撞了一次崖,再下落数米后第三次撞崖,最后爆炸解体……这一次,考察人员在深谷里发现了飞行员的残骸及遗物。在一块残破的钢板上,发现绘制有黄色五角星的美军机徽,一只水壶底部刻有“USSMCO1944”字样。 桂林市资深文物考古专家赵平应邀来到兴安,对残骸及遗物进行辨别。对当年桂林抗战史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赵平在仔细辨认后认定:“这是美国飞机,是二战时期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 确定坠机国籍后,在猫儿山发现美军“飞虎队”机骸、遗骸一事立即逐层向上汇报,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加强了对现场的保护和警戒。自治区党委、政府、广西军区及相关部门就兴安县发现二战飞机遗骸一事多次召开会议,并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交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作了汇报。 10月22日,在现场遗物中找到了五块身份牌:V.J.瑞德沃德(NETHERWOOD.V.J)(编号)12155792T43440;弗莱德.P.巴克利(FRED.P.BUCKLEY)(编号)17175674T4243B,(住址)堪萨斯州加登城(CARDENCITY)斯普拉斯街505E(505ESPRUCEST);F.A.托梅内达尔(TOMENDALY.F.A)(编号)0802956T4243A,(住址)威斯康星州伊格尔河EAGLERIVER);沃德奥斯(WARDOEOHCE)(编号)0—688567T4344;凯利?埃尔斯沃思(KELLEY.ELLSWORTH)(编号)354044515T4243,(住址)纽瓦克市W.史蒂文森大街38号(38W.STLEVENSSTNEWARK)。 身份牌用链条相连,一式两个,分别为铜质和不诱钢。据了解,美军规定:遇到本国死难的军人,生者要将其中一块取下带走向上级汇报,另一块留在死者身上,以便日后辨认。 坠机现场还找到手枪八支,可知机上至少有八人。赵平特别留意残骸中发现的氧气瓶,因为氧气瓶多,就证明机组人员多。一清点,空氧气瓶达22个。按常规一位飞行员供氧需两瓶计算,这个机组很可能有八到十人。 机关枪的多少涉及这架飞机的类型。从山崖里相继找到了六挺机关枪,子弹基本都是空壳。赵平由此分析,这是一架武力装备强大的飞机,并且已完成扫射任务,在回归途中失事。 寻找坠机的发动机成为搜寻人员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起初只找到一台发动机,感觉似乎是架战斗机。后来,相继又找到三台发动机,型号均为“TYPE5016”。 据曾在飞虎队桂林秧塘基地工作过的林兆祥先生回忆:抗战期间后期来华秧塘基地的B-24重型轰炸机,装备的正是四个引擎、六挺机枪载弹量6吨。 至此,考察人员逐渐形成统一认识:这是一架二战中著名的“解放者”B_24重型轰炸机。该机于1941年交付美军使用,在二战中一直是美军轰炸机中的佼佼者。 “飞虎队”是在1941年8月中国抗战最困难时期组成的,最初定名为“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后,曾先后公开扩编为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23战斗机大队、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均由陈纳德将军指挥。 1943年3月10日后,扩编为14航空队的“飞虎队”负责中国战区的对日作战。其中第23歼击机大队和第308重型轰炸机大队就在桂林秧塘基地驻防。当时的重型轰炸机大队下属有373、374、375、425四个中队。由于日军逼近,秧塘基地于1944年9月关闭,机群转移至柳州等地。 赵平分析,猫儿山上的坠机,应当就属于其中的一个中队。 证实来自大洋彼岸 1996年11月24日上午,菲律宾中央银行大厦,前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这里会晤。江泽民主席向克林顿总统通报了最近在中国广西桂林地区兴安县境内发现二战期间美军飞机残骸及飞行员遗骨的情况,并把飞行员身份牌的照片和飞机坠落地点的录像带交给了克林顿。克林顿激动地表示感谢,并说:这对于美军遗属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996年12月12日,美联社发出报道称,美方得到中国领导人通报后,审查了美国二战期间援华空军档案。据华盛顿五角大楼官员证实:“在中国南部一个山谷里发现的五块美军身份牌,与据报道在1944年驾驶B-24飞机执行轰炸任务中失踪的美国飞行员的姓名相符。” 美国国防部战俘及作战失踪人员办公室发言人拉里?格里尔进一步向公众作了介绍:“据1944年的作战报告,这架B-24轰炸机是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从位于中国柳州的美国第14空军基地起飞的,机上共有10名机组人员。作为第375轰炸中队的一部分,这架飞机在轰炸了停泊在台湾一个港口的日本军舰之后,在返回基地途中失踪。” 美国国防部失踪人员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艾兰?列奥塔1997年1月中旬来到桂林时,谈了更多的细节:这架轰炸机编号为40783,与地面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完成任务返回柳州基地途中。当时地面发出指令:柳州基地遭日军袭击,飞机转飞桂林降落。飞机回答:明白指令。此后便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中方人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多次上山寻找美军飞行员遗骨。找到的遗骨多为肢骨,还有两块下颚骨,其中一块下颚骨残留着一颗包金牙齿。遗骨经50多年风吹雨打,已基本残碎,有黑点斑痕,甚至长了青苔。赵平等人在现场对所有遗骨进行了紧急清洗和加固,加固技术采用的是不变色、不涂敷的考古技艺。过后,赵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由衷感叹:“已没有一根完整的骨骼……每一位看见的人都会肃然起敬!” 1996年12月9日,在美国访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向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移交了美军飞机残骸中的部分遗物。 据记载,“飞虎队”在华抗战期间,共损失飞机500架,牺牲2500人。击落日机2091架,炸毁日机509架,击沉日军舰船44艘、货船223万吨,击毙日军66700人。 搜寻中美再次联手 为搜寻到更多遗骸、遗物,1997年1月,美国国防部先后派出四批专家来到猫儿山进行现场勘察。专家中包括人类学、登山学、爆破学、飞机构造、鉴定实验等多方面专业人员。 按美国方面最初的想法,专家组成员都受过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特殊训练,又有着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工作的丰富经验,在猫儿山进行搜寻工作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低估了猫儿山。猫儿山怪石嶙峋,崖壁陡峭,藤蔓丛生,几乎找不到规则的行进路线。一名美军专家组成员在沿着石壁往下滑时,人和绳子在惯性作用下突然大幅度横摆,整个身子像沙袋一

  • 徐州大突圏李宗仁遭艰险

    南京沦陷后,日寇妄图尽快打通津浦线,急以南北夹击我五战区。不料当其两个精锐师团进入台儿庄一带时,即遭到我五战区有力地阻击,丢下万佘尸体,狼狈折回。 气急败坏的日寇,不甘心在台儿庄的惨败。欲乘4、5月间的雨季,自平、津、晋、绥、苏、皖增调13个师团共近40万人,配备着大量的飞机、大炮、装甲车,气势汹汹地分南北六路,向我第五战区的中心徐州包围过来,叫嚣着要歼灭掉我五战区! 这时的徐州大平原上,集结了我60万大军。这大军的20万是蒋介石有意要打第二个台儿庄大捷而从各地集结来的,但来得太晚了。李宗仁意识到徐州大平原上,毫无天险可守,正是敌人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发挥之地,于是决定抢在敌人夹击之前大突围。但平原上这么庞大的军队突围,目标过于明显,也是危险重重。 大突围从5月上旬开始,大方向西撤。18日,李宗仁指挥这60万大军终于突围就绪,从容地放弃徐州。19日,鏖战月余,终未能找到我主力的日寇,只占了个徐州空城。我大军向西突围后,迅速地投入了武汉大会战的部署。 但是,竟想不到的是,司令长官李宗仁与前来协助指挥的统帅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却被甩在了大军的最后,险些难以突围,要改写他们的历史。 还在徐州时,五战区长官部的周围都有广西六个师的基本部队在护卫,而这时只有孤立无援的长官部。原来,5月18日午夜放弃徐州后,在当晚11时,殿后的李宗仁率领长官部官佐、直属特务营、广西宪兵第一连和驻徐州的中央机关人员、记者共千余人,合乘最后一列火车,拟南下宿县,再西撤突围。白崇禧亦随行其中。 只是火车刚刚开出50余公里,突闻一阵阵猛烈的爆炸声,火车骤然停下。经特务营侦察回报:由于工兵部队误以为长官部专列早已过境西撤,敌人已经逼近,就把前面的铁道破坏了,还把涡河上的火车铁桥炸断了。 火车已不能再往前行驶,距有我军部队的宿县还有数十公里,离涡河也还有百公里左右。可这时,我们已在敌人的眼皮下,日机在追踪,不断地进行轰炸与扫射;还不时派来空降兵阻击和装甲部队的追击,后果不堪设想。李长官紧急下达命令:大家赶快下车,抄近路步行军,赶到涡河,再设法找船突围出去! 我们宪兵连也奉命作好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从保卫长官们的生命。 步行军开始了。但这千余人在这大平原里目标甚是过大,被命令分散前进。 我们护卫着李、白两长官,晚上急行军。翌晨,当我们快到要塞宿县时,传来了急人的报告:受命死守宿县的一七一师杨俊昌部,阻击不力,已经撤离,县城失守。我们只得东行绕过宿县县城前进,但到了其东南郊,长官部人员几乎与数百的敌骑相遇,好在是“交臂相失”,由于我们选择的是一条小道,才又避开了一次灾难。 李长官看着这千余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寸步难行,即电令北伐“钢军”的第七军自安徽境内派搜索部队到宿县以南接应。 我们沿着宿县东南方向继续前进。有一次,日机追踪到长官部宿营地的上空,投下炸弹,又向地面一阵轮番扫射。一株村前的大树被炸断倒地,咫尺之地就是白崇禧的歇息处,幸好他未被击中。白长官原以为选在近大树的农舍休息最为安全,但日寇却认为大树之下正好是目标所在。 经过数次的敌机追击,为防万一,李、白两长官还是分开了行动,以免他们同时遇难,使长官部没有了首脑。 又一次,长官部在一个村落造饭,不料被敌侦察机发现踪迹,即刻引来了20余架的敌机,进行了狂轰滥炸与扫射,不幸整个村落火光冲天,好在我们与村民迅速作了转移。 这时的李长官颊疼复发,承受着多一层的烦恼。 经过足足24小时的徒步突围,我们终于抵达了涡河北岸。但见大桥已炸了个彻底,渡船连影子也不见。还见河岸的树枝上,挂着桂林会仙籍炮兵营长莫家兴等的几段肢体。是他的那只很有特点的马靴与符号,使我们有人认出了有他的躯体。他们是在用山炮狠狠地炮击低飞的日机时被敌弹击中阵亡的。而中央军的汤恩伯部拥有高炮,却未能发挥威力。 惆怅之中,第七军的一个团已奉命赶到接应,候卫在涡河北岸。见到了援军,突围人员都兴奋地欢呼了起来! 随行长官部的这千余人员,在意想不到的险境中,得以在日寇的眼皮下逃生。我们后来进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阜阳,乘上军车,经过三河尖,入河南的固始,至潢川暂驻。那些随行的中央机关人员和记者都向李长官道别,称赞他保护有功,直接去了武汉。白崇禧也告别李宗仁去武汉筹备大会战了。 长官部的工兵科长上校刘勤,后来新旧两账一齐算,被军法处处予了极刑。杨俊昌师长未能死守宿县,被判处十年徒刑,一直关押在芷江。

  • 桂北人民反抗蒋桂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升级,桂北人民武装反抗斗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人民革命武装从1947年7月开始时的数十人,发展到1949年秋的4700多人,建立了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拥有轻重机枪220多挺、迫击炮8门、冲锋枪150多支、步枪5300多支、手枪300多支。这支人民武装活跃在桂林周边各县,让桂系当局十分头痛。 1947年6月中旬,中共桂北特派员肖雷在桂林市黄花岗小学内秘密向中共桂林市工委主持人阳雄飞传达了上级指示: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和中共广西省工委横县会议的精神,桂北必须发动人民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抗蒋、桂的武装屠杀。同月下旬,肖雷在灵川甘棠渡吴家村召开会议,部署发动桂北人民武装起义。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桂林市工委负责人阳雄飞以及灵川、全州的代表曾金全、全昭毅、邓崇济(散会前才赶到)等。会上,肖雷传达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分析了省内外形势,介绍了桂东人民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接着,他提出要立即发动桂北人民武装起义,以策应桂东人民的武装斗争。经过讨论分析,大家认为,在桂北发动人民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7月25日分别在灵川的灵田、甘棠、南藩,全州的石塘、两河,灌阳的新圩、巨望、陈家背、小江源等9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以后分头把部队拉到灌阳南部集中,然后东进与桂东起义部队会合,在湘桂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领导、统一行动,与会者决定成立桂北人民武装起义领导小组,推举肖雷为组长,阳雄飞、曾金全、全昭毅、邓崇济等为小组成员。会后,各自回所在地作起义准备。 就在吴家村会议后不久,桂林市发生一名中共党员被捕事件。据此,领导小组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至23日进行,并火速通知各起义点,按更改时间同时发动。然而,各起义点远近不一,距桂林近的灵川各起义点接到了通知,按更改时间发动;而远的全州、灌阳各起义点,没有接到更改时间的通知,仍按原定时间起义。因此,武装起义在时间上没有统一,起义队伍也就无法拉到灌阳南部集中,而是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因此对桂系的打击力度有限。 同年9月初,中共桂林市工委派中共党员雷剑等去龙胜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他们在龙胜小江村发动了武装起义,收缴了城田、小江两个村公所的步枪20多支,然后在小江村附近活动。与此同时,中共桂柳区工委组织部长李福海来桂林检査指导工作,桂林市工委阳雄飞向他汇报了桂北人民武装起义的情况,得到了李福海的肯定。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他指示在游击队中建立中共支部,并决定由阳雄飞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 1948年1月18日,中共香港分局派陈亮来桂北游击队工作,成立桂北游击队特别支部,由阳雄飞任支部书记,全昭毅、陈亮为支部委员,领导桂北游击队的对敌斗争。这时,全州、灌阳起义队伍已转移至灵川,与灵川起义队伍会合,定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和斗争任务的艰巨复杂,2月底,中共桂北人民抗征队特别支部决定,将抗征队改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由全昭毅任队长,阳雄飞任政委,傅一平任副队长,陈亮任政治部主任。 桂北人民翻身队英勇顽强的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1948年3月至5月,黄旭?初派桂军副师长陈恩元带领2000多人对翻身队进行重点“清剿”,大肆逮捕游击队员的家属,同时安插密探,妄图把翻身队一举歼灭。然而,翻身队的主力已从灵川秘密转移至兴安,粉碎了陈恩元的“清剿”。留在灵川的翻身队则紧紧依靠群众,采取麻雀战战术,灵活机动地出击,粉碎了陈恩元持续两个多月的“清剿'陈恩元因“剿匪”不力而被革职。 1948年秋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三大战役,桂北革命武装深受鼓舞。 11月12日,桂北人民翻身队在全州新建乡的欧家纳召开干部会议,由政委阳雄飞传达中共南方局香港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桂北人民翻身队特别支部,成立中共桂北地工委,阳雄飞任书记,全昭毅、陈亮、傅一平、诸葛鑫等为地工委委员。接着,地工委召开第一次全会,通过了《十一月决议》,强调要坚持进攻发展的方针,巩固党的组织,壮大队伍,改善装备,有方向有重点地向边地山区、邻省邻县发展,以平原掩护山区,以山区支持平原,逐步建立比较稳定的据点;要团结农村各阶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社会力量,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为非作歹的土匪、黑社会头目及地主恶霸,消灭反动武装,削弱封建势力;同时决定组建一支主力部队(称铁流部队)和6支地区性的支队。至1949年6月,桂北游击队已发展至1200人。根据会议的《决议》,地工委派秦孟贞为桂北人民翻身队驻桂林市联络站负责人,以加强与上级党及桂林市城工委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共桂林市城工委派中共党员王化罴到灌阳江口建立都庞岭支部,开展游击战,扩大游击区域,加速发展海洋区游击据点的力量,成立一支海洋部队。 为了加强桂北人民翻身队党的领导力量,1949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派吴腾芳回桂北工作。5月,中共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来桂北检查指导工作。6月中旬,李殷丹在全州枧塘乡桐塘村主持召开中共桂北地工委会议,总结近几个月来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强调要坚决执行“背靠山地,面向平原,放手向平原推进”的方针,在湘桂铁路两侧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分兵向南发展,进一步开辟阳朔、永福游击区,形成包围桂林的态势,做好与南下人民解放军围歼敌人主力的准备,解放桂北各县和桂林市。会议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中共桂北地工委和桂北人民翻身队的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吴腾芳任中共桂北地工委书记,阳雄飞为副书记;把桂北人民翻身队改名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任命吴腾芳为总队长兼政委,全昭毅为副总队长,阳雄飞为副政委,傅一平为参谋长,陈亮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把原属省农委领导的龙胜、义宁、临桂、永福等县的中共组织移交给桂北地工委领导,其所属游击队也纳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的建制。 1949年夏秋,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6月、8月、9月的3次“围剿”。9月下旬,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各大队向桂林市周围推进,形成了对桂林市的包围。吴腾芳、陈亮率领总队指挥机关由全州移至灵川;全昭毅率领总队路西支队之第10、第12、第13大队,从兴安直插龙胜、义宁,阻止敌人南逃;同时,第12大队之一部与永福游击队配合,全歼驻永福广福乡的国民党自卫队;在临桂六塘活动的路西支队之第7大队,迂回至临桂与阳朔之间。至此,桂林市已处于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包围之中。10月3日,总队之第1大队在灵川镇义乡公所歼敌40多人,缴枪40多支。10日,总队之第15大队在资源三千界活捉兴全灌三县联防办事处少将主任王,全歼敌军100多人。17日,总队之第6大队在全州两河击伤国民党少将1名,抓获敌官兵多名。18日,敌人车队从桂林向全州方向驶去,游击队在灵川五里牌加以伏击,击毁敌卡车两辆,抓获敌官兵20多人。白崇禧坐在车队的最后>一辆吉普车里,当前面车辆遭伏击之后,他立即命令司机调转车头,逃回桂林。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的迅速发展、连获胜利,是他们长期坚持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策略的结果。国民党广西第八区少将保安副司令秦廷柱,曾在抗战期间担任过灵川县县长,吴腾芳与他有过交往。1949年10月,吴腾芳、陈亮约见了他,他表示愿意归顺。此后,他为游击队提供了军事情报、武器弹药,并掩护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情报人员进入桂林市。灌阳县民团副司令周琼及国民党龙胜县党部书记长陈远坤、县长李芳、县自卫队副总队长李庭阶等为了自己的退路,先后与游击总队拉上了关系,经过策反,他们终于脱离了白崇禧集团,输诚反正。资源县自卫队总队长廖敏、灌阳县昭文乡乡长范修荣等,带领一个自卫中队起义,宣布倒向人民;全州县县长蒋文度与其胞兄全州县金屏乡乡长蒋槐森等,各带着民团或自卫队起义。 桂林人民解放总队在对敌斗争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许多革命战士壮烈牺牲。1948年12月5日,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的爱群部队负责人梁莹在天神岭被敌人包围,为掩护部队突围而中弹牺牲。梁莹牺牲后,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县城城门上多日。1949年2月12日,爱群部队的一个分队在竹市被300多敌人包围,激战一天,游击队员黄竟仔、陆绍概等7人,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敌人不仅割下他们的首级挂在城门上,而且挖出他们的心肝用来下酒,凶残至极。1949年3月1日,桂北人民翻身队领导成员在兴安县会农乡刘家源开会,传达贯彻中共广西省农委成田会议精神,被当地一个地主发现并告密,引来国民党地主武装,将游击队干部团团围困。游击队越城部队队长杨庆祝为掩护战友撤退而壮烈牺牲。敌人割下其头颅,悬挂在兴安县城门上多日。 从1947年7月至1949年11月,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桂北人民革命武装同敌人进行了300多次战斗,歼灭蒋桂武装7000多人,同时也有300多位革命战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猫儿山美军飞机失事

    猫儿山美军飞机失事遗址在桂林市兴安县的猫儿山黑冲峰。猫儿山是南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2141米,被称为华南第一峰。1934年12月,红军长征曾翻越了这座高峰,当时叫老山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又迎来了英烈的精魂。 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美军14空军联队375轰炸中队的一架机号为783的B—24型轰炸机,从柳州基地起飞,完成轰炸停泊在台湾港口的日本军舰后,返回的途中神秘失踪。直至1996年,桂林兴安县的两位瑶民在猫儿山原始丛林的黑冲峰采药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架飞机。桂林市的有关专家、文物工作者经过清理和考证,发现了飞机残骸上的美国飞机标志,飞行员的号牌和武器等,确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事飞机。同年11月,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马尼拉亚太经济会议会晤时,通报了中国方面发现失事飞机和清理的情况,美国总统表示感谢。经过中美双方前后4次艰苦的清理、发掘,终于完成了失事遗骸的搜寻工作。美国防部战俘及作战失踪人员办公室发言人拉里.格里尔介绍道,据“1944年的作战报告说,这架B-24轰炸机是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从位于中国柳州的美国第14空军基地起飞的,在轰炸了停泊在台湾一个港口的日本军舰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不见了踪影。” 1997年元月中旬来桂的美国国防部失踪人员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艾兰.列奥塔介绍说:这架飞机在返航柳州机场途中时,该机场突然遭到日机的轰炸不能着陆,飞行员只好准备在桂林秧塘基地降落,但汽油耗尽,飞机失灵,冲入茫茫的黑冲峰造成失事,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美方还提供资料证实,机组人员十名中全部是男性,最大的26岁,最小的是首次上阵的19岁战士。他们有一张合影,人人都留下了英姿潇洒的身影,不料此行却为中国战区的抗战全部献身。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的精魂将伴随中国的清山绿水永存。 来源:红豆社区 作者:凌世君

  • 猫儿山祭:二战美军飞机及官兵遗骸清理纪实

  • 猫儿山二战时期美军援华作战失踪飞机残骸发现纪实

  • 共产党组织在桂林的活动与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1945年7月28日,桂林光复。这年11月前后,中共已在桂林建立了两个互不联系的平行的组织系统:一个是由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以庄炎林为书记的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一个是隶属中共广东省组织系统并由粤桂特委驻广西负责人魏南金领导的、以覃展为书记、吴师光为副书记的中共桂林支部(先在平乐县城成立,后移至桂林)。1947年10月,中共香港分局指示,将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中共桂林临时工委,由陈光任书记,黄绍亮任副书记。1948年2月,黄绍亮调往柳州,由韦纯束接替他的工作。 中共桂林临时工委主要领导城市的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上的对敌斗争。1947年10月中旬,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桂林市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指示。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在广西,党的任务是“一切都为了广西民变的发动,及党与群众组织的巩固与发展而斗争”。鉴于目前城市白色恐怖的严重性,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主要是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坚持原有阵地,“原则上不发动政治斗争,在斗争中注意作风及政策的掌握,与群众同进退,防止暴露,以积蓄力量,迎新高潮到来。”@因此,会议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sr爱青会”作为党的助手。 1948年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江水灵村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城市工作条例》,明确了城市工作的地位、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以及搞好城市党的建设等问题。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根据《城市工作条例》的精神,对市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巩固,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截至1948年底,桂林已有中共党员60多名。临时工委采取有力措施壮大革命阵线V,按照条件发展了一批爱青会会员,协助成立了民盟广西支部领导小组,抓住有利时机营救了广西大学7位被捕的师生。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48年12月,中共南方局香港分局决定撤销中共桂柳区工委,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城市和农村的革命斗争;任命陈枫为省城工委书记,李殷丹为省农工委书记。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决定将中共桂林市临工委改组为城工委,任命陈光为书记,黄绍亮为副书记。为了适应新形势和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7月24日,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在柳州郊区召开了桂林等城市工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交流城市工作经验会议决定加紧对各市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情况的调查,发动工人、学生,建立公开的合法组织与秘密的组织,开展护厂、护路与护校斗争,迎接广西解放。会议还决定,延揽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加入爱青会并从爱青会中吸收一批先进分子人党。至桂林解放前夕,桂林已有中共党员130多名、共青团员35人。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爱国民主青年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生解放联合会、工商界解放联合会、工人解放联合会、农民解放联合会、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妇女解放联合会等15个团体先后建立,桂林形成了反蒋反桂的第二条战线,在组织上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在反对蒋桂的第二条战线上,民盟桂林组织起了重要作用。光复以后,原民盟桂林组织成员大部分回到了桂林。这时,张锡昌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民盟组织的指示:“党的‘七大’后,毛主席曾说,现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很重要,应该帮助民盟发展,在蒋管区的共产党员应该加入民盟,与民盟一道推动民主运动发展。”根据这一指示,民盟桂林组织发展了一批盟员,张毕来等中共党员参加了民盟,使民盟成为推动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1945年11月,为适应反对蒋桂斗争的需要,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支部委员会在桂林秘密成立,徐寅初为主任委员,张锡昌为秘书长,周匡人(中共党员)为组织部长,张毕来为宣传部长,欧阳予倩、林砺儒为文教委员,曹伯韩(中共党员)、莫乃群、李镇、杨荣国(中共党员)等为委员。支部委员会分别在桂林市、桂林师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等建立民盟基层支部,全市当时共有盟员100多人。 民盟桂林组织建立以后,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反对蒋桂的斗争,立即着手发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1946年1月,桂抹师院从贵州平越回迁以后,针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民盟桂林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与支持下,带领师院师生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运动。当时,全院出现了30个壁报团体,贴满宣传材料的走廊被称为“民主走廊”。194i年5月4日,桂林师院师生300多人聚集在附中礼堂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民盟桂林支部文教委员、该院教务长林砺儒在会上首先致词,他强调和平民主,提倡科学,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号召广大师生为争取早日实现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接着,许多教授发表演说,支持林砺儒的讲话。当天晚上,该院举行晚会,演出由欧阳予倩导演的话剧《凯旋》,揭露蒋介石当局在华北“接收”的丑态,指出“接收”实为劫收。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将民主人士李公朴暗杀于昆明街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葬礼上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人民本质,在回家途中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消息传到桂林,广西大学、桂林师院等校广大师生立即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7月21日,民盟桂林组织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发表了《李公仆、闻一多被刺》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这种法西斯暴行,决不能阻碍民主的怒潮,决不能吓倒一切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人士,只有加速法西斯本身的毁灭!”“我们已超越了一切愤怒和悲哀,我们要尽最大的勇气和努力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促使法西斯的灭亡,以救中国,以慰死者!”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案。消息传来,桂林人民十分愤慨,广西大学、桂林师院、省立桂林艺专、桂林中学、桂林女师、逸山中学等校师生联合发出《反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告广西同学书》。同时,教育界的积极分子向群众发表演说,揭露美军在华的种种暴行,高呼“把美军赶出中国”的口号。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军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焊然宣布于11月12日$开伪国大。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约见民盟桂林组织成员植恒钦,就当时政治i军事形势向他传达中共的指示:“蒋介石宣布召开伪国大,就是宣布要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消灭进步力量,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对国民党要打内战,我们的方针是:一反对,二不怕,三坚决反击,直至把它彻底消灭。对蒋介石不能抱任何幻想,要坚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广西反动派李、白、黄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对他们也不能抱任何幻想,要坚决消灭,彻底消灭,解放全广西。”°植恒钦迅速将上述意见向民盟广西负责人徐寅初、张锡昌作了转达。民盥广西组织当即作出决议:坚持民主运动,开展<地下工作,争取群众,壮大进步力量,拥护中共与民盟总部的决定,不参加蒋介石的伪国大,不参加伪政府,拒绝承认伪宪法。1947年1月,《民主》星期刊根据上述决议发表社论,指出:“正是政府当局庆祝所谓民主宪政告成之际,那宪法上又明定着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通令广西省政府对未登记之刊物不许出版的理由,实行禁止发行了。”“本刊不得不宣布休刊。”这就是国民党的“民主”和“自由”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制造了“五二〇”惨案。桂林的大中学生立即响应南京请愿学生的号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5月26日,广西大学学生分别发出《告全国同胞书》《致“五二〇”受伤同学慰问信》以及《全体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宣言》,并于当天开始罢课。《罢课宣言》中列举了内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内战的炮火把教育经费打缩成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七,“也是内战的炮火把物价的指数打得依几何级数而上升,内战的炮筒吞噬了人民的一切财富,使人民普遍陷于饥饿,自然也难免使我们陷于饥饿”。29日,叠彩山下的广西医学院学生宣布罢课3天。6月2日,民盟桂林组织发动桂林2000多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手拉着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随时准备与反动军警搏斗,保护游行队伍的安全。6月4日,桂林中学、桂林女师等校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等口号。这一天,设在临桂两江的省立桂林师范的几百名学生不辞辛苦从学校步行赶到桂林,参加桂林大中学校师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与广西省政府对学生的民主活动十分惧怕,派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从7月8日开始,连续3天捕人,共逮捕进步青年与民主人士达100多人,关押在虞山庙监狱,制造了新的“七月事件”。 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把广大人民推进了战争苦海。1949年10月,桂林的粮价比1948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时上涨了36万倍,比1945年7月桂林光复时上涨了27亿倍。当时,一般公职人员的月薪折合银元不到一元,仅能维持一个人10天的最低生活;大批商店、企业倒闭,工人、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广大人民对国民政府极端不满。1949年3月25日,广西大学工警开始罢工;28日,该校教授会发表支持工警罢工声明,同时宣布罢教。同在28日,湘桂、黔桂铁路桂林机务段的1000多名职工展开了索薪斗争,停开了12次特别快车,并声明如不发薪将停开军运列车,迫使铁路当局不得不将拖欠的工薪补发给职工。30日,在中共桂林城工委支持下,民盟桂林组织发动广西大学800多名师生到市内游行请愿。他们将国民党中央银行桂林分行团团包围,索取该行拖欠该校之款项。学生们用油漆将中央银行的行名改为“种殃银行”,并在银行大门的两侧写上了“打倒豪门资本”、“反对剥削”、“争生存”等口号。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

  • 桂林天亮了

    1949年10月的衡宝战役,解放军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桂军第7军等部,桂系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此战失利后,为了保存实力、固守广西,白崇禧让残余桂军退守桂北各地,他则坐镇桂林,企图负隅顽抗。这些残部仍号称有5个兵团,计12个军,兵力为15万人。如果加上从广东逃入广西博白的粵军余汉谋部4万多人马,那么当时广西有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万人枪。此外,广西有6个军政区,每个军政区东拼西凑了一个军并拥有地方上的民团,则广西全省有非正规军总计为,10万兵力。白崇禧苦心经营广西20余年,连同地方军在内,此时总兵力约30万。他凭借这支人马和广西有利的地形地势,妄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10月18日,白崇禧下令实施“总体战”方案。接着,他到桂林市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要求全省在乡军人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反共保乡”。他与李品仙、黄旭初等研究后对兵力作出如下部署:以黄杰第1兵团之第14军、第71军、第97军和徐启明第10兵团之第46军,沿湘桂铁路从全州向桂林段布防;以鲁道源第11兵团之第58军、第125军集结在恭城龙虎关至荔浦一线;以张淦第3兵团之第7军、第48军、第126军和徐启明讀10兵团之第56军,集结在桂林至梧州一线。这一兵力部署,意在以桂林为防御中心,阻止解放军自湘南进人广西腹地。为了预留退路,白崇禧又将刘嘉树第17兵团之第100军、第103军摆在湘桂黔边境的通道、靖西、锦屏一线,以保障广西、贵州、云南3省进退畅通,并将从湖北、湖南抢来的大批物资加紧从桂林运往百色,桂军上层的家属则从桂林空运至昆明,作逃往云贵的准备。10月26日,白崇禧在榕湖路公馆召开军事会议,与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徐祖贻、林一枝、张淦等人讨论下一步行动。会议提出了两步走的计划:如果难以阻挡解放军进军广西,第一步可退守宜山、柳州、桂平一线;第二步又有两种主张:一是南逃海南岛,保存实力;二是向西退至桂滇边境。但他们已知云南省最高军政领导人卢汉不可依靠,退往昆明之路已不可行。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在计议难决的情况下,白崇禧命令第48军立即开拔至龙州,必要时逃往越南,走他曾经走过的老路。与此相配合,桂系领导人决定把省会从桂林立即迁往南宁,黄旭初从桂林赶往南宁主持一切。11月5日,白崇禧再次在榕湖公馆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就上月26日议而未决的问题再作讨论。与会者仍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品仙、黄杰等主张向西,而夏威、张淦等坚决主张南移。两者争论不休。最后由白崇禧裁定向南行动。 11月11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回桂林。12日,桂系领导层在文明路李宗仁官邸桂军第7军系李、白起家的部队。该军在衡宝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败逃回广西后又补充兵员,恢复该军建制。 召开有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徐启明等参加的会议,就和战问题展开讨论。会上争论不休,没有结论。晚上继续开会,黄旭初从南宁赶回桂林参加讨论。经反复商议,提出可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所谓“积极做法”,设法使桂、滇、黔、琼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与蒋介石划清界线,“据地为王”;另一种是“消极办法”,即让李宗仁出洋,把西南残局交给白崇禧妥筹善后。孰是孰非,与会者争议不决。第二天继续讨论。李宗仁最后表示,由白崇禧定夺。14日下午,李宗仁、李品仙、黄旭初、程思远、王鸿韶、黄雪村等从桂林飞往南宁,静观战局;白崇禧则留在桂林筹划军事。从此,密切合作几十年的李宗仁、白崇禧握手永别,由他们联手组建的李宗仁桂系集团也即将成为历史了。 李、白分手之际,蒋介石于16日中午时分从重庆急电桂林,召黄杰从速由桂飞渝,要他立即率部驰往黔东增援。事后,黄杰从重庆致电桂林的白崇禧,称:“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蒋介石这一着打乱了白崇禧的南逃计划,他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以黄杰第1兵团之一部驰援黔东,策应刘嘉树第17兵团作战;令张淦第3兵团南下,向陆川、廉州、遂溪疾驰;命令鲁道源第11兵团火速向信宜、茂名方向前进,抢占雷州半岛,建立与海南岛的联系通道;令徐启明第10兵团从速由平乐向武宣、桂平、贵县转移,并以第56军进驻柳北之三江,保证主力南移之安全;以黄杰兵团之第71军担任桂林、柳州的防务。白崇禧的兵力安排,目的是为往海南撤退作准备。 衡宝战役之后,解放军积极做好进军广西的准备。月12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社会联络部派广西全州籍干部唐继仑秘密回到全州,先后会见了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六大队政委黄学文与总队副政委阳雄飞。稍后,阳雄飞、诸葛鑫、邓崇济等游击队负责人前往湖南东安与解放军第39军、第40军、第41军等部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介绍了广西的政治、军事情况;同时,在通过国民党反正人员的帮助下,解放军派人进人桂林市了解情况。11月21日,解放军向广西前进之中路军从湘南直插桂北,在兴安大溶江歼灭黄杰兵团之第71军。白崇禧闻讯立即乘车从桂林逃往柳州。 白崇禧逃离桂林之前,指使军警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0月5日,中共桂林市城工委书记陈光不幸被捕,先关押在定桂路66号,后转移至铁佛寺监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使用了钢鞭抽打、烟熏火燎、坐老虎発、灌辣椒水等20多种酷刑,打得他遍体鳞伤,不能行走。31岁的陈光对革命无限忠诚,坚贞不屈。11月11日下午6时许,敌人把他杀害在火车北站前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11天以后,桂林宣告解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劫掠破坏,桂林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路、护厂、护校斗争。铁路运输是桂林现代化的大产业,拥有职工2000多人;如果加上从浙赣线撤至桂林的职工,则有3000多人。为了保住车辆、车站及堆积如山的各类物资,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分别组建了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湘桂黔铁路技术人员解放联合会,通过这两个团体组织铁路职工将许多重要物资隐藏起来。城工委积极做好铁路管理部门上层的统战工作,依靠他们保护好辖区内的财产和文书档案,并通过他们发动全州至永福线段的职工统一行动,让火车司机离岗躲避、中途下车逃走或卸下机车零件等办法,使列车不能运行。如果敌人破坏机车,工人们必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予以制止。由于工人们有组织地团结战斗,保护了机车24台、车皮400多辆和大批物资,它们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水电设施关系全市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敌人逃走时,妄图炸毁有关设施。工人解放联合会把工人组织起来,轮流看护机器,或者把机器卸下隐藏起来。由于电厂、水厂得到保护,桂林解放时全市照常供电供水。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艺专等学校和师生也组织了防护团,日夜巡逻,保卫学校。解放以后,师生教学与生活正常,学校秩序很快得到恢复。 11月13日,解放军中路前锋在全州县城东门外与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胜利会师,迅速解放了整个全州县,乘胜向南推进。21日,在大溶江歼灭敌n军后,解放军直指盛林。当天晚上,国民党桂林警备区司令莫敌鉴于前方部队已经南撤,立即通知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桂林市长韦瑞霖等各率所部,务于22日拂晓至临桂两江圩和山口村集结待命;第八区专员蒋雄则率所部随军政区机关撤往百寿。22日凌晨,桂林已成空城,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趁机涌人市内。他们破门人室,抢劫仓库商店,掠夺民财,侮辱妇女,市内一片混乱。广大市民为安全计,纷纷关门闭户,以防不测。上午11时许,北门外枪声大作,人民解放军第123师在甘棠渡围歼国民党暂编第1师第2团后,火速从北门进人市区。午后2时50分,占领中心广场,宣布桂林市已被我军解放。桂林,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获得新生。 解放军占领桂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奔走相告:“桂林天亮了,桂林天亮了!”全市万人空巷,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与鞭炮声汇成一片,响彻云霄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的嘹亮歌声。桂林在欢腾! 从桂林逃到永福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感到大局已定,一面派人与解放军联系,作弃暗投明的准备,另一方面,如果与解放军联系不成,则打算带着队伍逃至四十八,在那里建立据点,等待白崇禧的接济。周祖晃先派龙建云通过张显龙的关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驻广西联络站站长齐一夫取得了联系。对周祖晃弃暗投明的行动,齐一夫代表广西联络站表示欢迎,指出这是周唯一正确的选择,要求桂北军政区就和平改编问题立即派人来商谈。11月29日,龙建云从桂林回到山口村,向周祖晃汇报了与齐一夫商谈的情况。周当即派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霍冠南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桂林与解放军谈判。12月4日,霍冠南从山口村来到桂<林。6日,齐一夫与霍冠南就国民党桂北军政区改编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第13兵团副政委莫文骅接见了霍冠南,向他阐明了中共的方针政策,指出接受和平改编是唯一的光明出路。经过两天谈判,双方达成了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的方案。8日,周祖晃召开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2日,周命令所有部队到指定地点3集结,听候改编。13日下午2时在解放军第49军军部,解放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与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副司令长官霍冠南分别代表双方在和平改编协议上签字。17日,在两江圩正式办理改编手续。接受和平改编的有: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中将、桂北军政区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霍冠南少将、桂北军政区副司令官兼新编第13军第37师师长蒋雄少将、司令部秘书长马炯少将以及广西省会警察局长兼桂林市长韦瑞霖等以下官兵5000多人;受改编人员交出枪3000多支,炮10门、子弹10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 1949年11月22日,乂民解放军进驻桂林。11月30日,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漫远任主任,何伟、钟伟任副主任,其任务是接管桂林市,建立桂林市人民政权,清匪反霸,发展生产,支援

  • 桂林的光复

    日寇侵犯广西,桂林人民的抗敌情绪非常高涨,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队”等武装,誓死保卫家乡,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在桂林城防司令部连续发几次紧急疏散令后,不少抗日武装被解散,群众被赶出城外。而市郊和周邻各县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打击敌寇,严惩汉奸,反侵略斗争从未停止。桂林东郊潮田苦竹村的李世斌,组织村中的青年四出奇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荔浦县的小成村,几个月中打退了敌伪的13次骚扰,保卫了村庄。在1945年4月27日的一次战斗中,该村武装组织一举歼敌200多人,取得了自卫战的大胜利。活跃在临桂、阳朔的抗日武装临阳联队,同敌人进行了10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40人,击沉敌运粮船5艘,击溃敌运粮船队4支。1945年5月,临阳联队在阳朔牛尿塘伏击敌人运粮船队,取得了击沉敌船2艘、毙敌10余人的战绩。 百寿县的抗日武装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毙敌61人,击伤敌人35人,生俘敌3人,缴枪数10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人不敢随意出城掠夺骚扰,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平乐县的抗日队伍从1944年10月30日至1945年6月下旬,先后同敌人展开了31次战斗,毙敌31人,伤敌43人。该县二塘街村民邓士生、李凡清和从桂林到这里避难的胡洪涛等3人,在二塘老车站乘一个带病落伍的敌军官不备时,一拥而上将其打死,夺得手枪1支、防毒面具1个、长筒马靴一对。该县茶林村李振业、卢显扬、卢显金等人,用匕首刺死一个躺在床上的日军军医,割下头颅,把其尸体抛在深塘里。 1945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西斯阵营节节败退。是年5月,希特勒垮台,日本陷人孤立,中国的抗日战争进人了反攻新阶段。4月30日,国民党军队攻克了柳州,随即以第29军、第27集团军分三路向桂林推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第四方面军向邵阳、衡阳推进,策应向桂林反攻的友军。7月26曰15时,我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一部从五里圩进入桂林市区,日寇借房舍顽固抵抗。27日,国民党军队第29军从南门直插市内,与守敌展开巷战,敌人不支而北撤。是夜,我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杨汉城第20军之周翰熙第133师与汤恩伯部所属刘希程98军之曹玉衍169师突人市内,与敌寇激战一夜。28日早晨,我军两个师和第49军第21师突入市内,将市区及郊区之敌全部肃清。此役共毙敌2600多人、俘敌32人,我方伤亡1300余人。7月28日为桂林光复日。。31日,市长苏新民回到桂林。第二天,他带领一班人马巡视市区,只见到十几位老弱市民。同一天,桂林市政府从罗城县迁回桂林。9月15日,广西省政府从百色县迁回桂林。 日寇的侵略,使桂林在一年之内两次被烧,好端端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变为遍地断垣残壁的废墟。全市人口,从过去的近60万骤减至14.5万。农业凋敝,工厂被毁,经济萧条,桂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有人目睹桂林遭受破坏的情景,曾以苦涩的心情调侃说:“日本在桂林将一切都烧掉了,只有苍蝇没有烧掉。”光复以后,人们回到桂林,已不认识它了,一切都毁灭了。“桂林已经光复了,可是桂林1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仅留着一个废墟,来供我们凭吊。住过桂林的人,走进桂林,也将不认识桂林了。被火烧过的高楼大厦,像一些骷髅,向着来人狞视,似乎在哭诉怨艾。” 日本侵略者毁坏了美丽的文化城桂林,其滔天罪行永远记在史册上,不容遗忘和美化。桂林人民也将以打败侵略者的勇气与智慧,拥有桂林,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 惨痛的疏散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败,其海上交通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与湘桂线贯通,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本土与南洋地区的交通联系。日方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为“一号作战”,而把荡平衡阳、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机场的军事动作叫做“湘桂作战”。 在这种状况下,“文协”桂林分会决定组织开展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6月14日起至20日止,主办“抗战宣传周”。具体安排是:14日定为“动员日”,15日为“音乐日”,16日为“美术日”,17日为“戏剧日”,18日为“电影日”,19日为“义卖日”,并安排18日至20日连续举行“国旗献金游行”,把抗战宣传推向高潮。要举办这一大型活动,首先必须取得广西当局的同意和批准。“文协”桂林分会遂派田汉做李济深的工作。当时,李济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田汉找到他,他一口应允,答应由他出面领头,以“保卫大西南”为号召,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动员广西当局与桂林广大文化人、民主人 士参加。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李济深发表讲话,他尖锐批评了贪官污吏贪生怕死、无所作为的行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他说: 抗战到如今,民心日暂衰替,社会道德的堕落,影响抗战至深且巨,而当湘北战局日紧之际,一般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巨室豪富,更席卷先逃,动摇人心,殊堪痛恨!他们平日托法图利,耽于淫逸,一到重要关键,就远走高飞,以为逃到昆明、重庆,依然有官可做,有钱可花,利祿无缺!殊不知国家如到东南半壁也不可保时,国破即家亡,还有什么面目偷生忍辱?!时至今日,广大的同胞生息于此,祖宗的庐墓田园都在这里,敢信不必让敌骑侵踏!就是上自统帅部,下到可爱的战斗士兵,也必以最大决心,确保此东南半壁和一万万人民,以作争取胜利的基础。所以今天迫切的任务,在于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并根绝毫无国家观念,只知自私自利失败主义者的可耻行为,才能解救时难!扩大动员宣传周的动员宣传,其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次曰,他又在桂林广播电台讲话,号召广大人民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 扩大动员宣传周最激动最悲壮的一幕是国旗献金游行。这次游行,在“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下,由初阳画院的画家们高举“保卫大西南”的标语和巨幅漫画为前导,长老团紧跟其后,他们由李济深、龙积之、李任仁、柳亚子、封祝祁、陈树勋等老人组成。他们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德高望重,且年事已高,如龙积之年已八旬开外,仍手持拐杖,精神抖擞,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接着是“文协”桂林分会主要领导成员和桂林培仁小学学生,共50人举着一面宽大国旗行进在队伍中;继而是桂林文化界、教育界以及大、中、小学师生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6月18日下午,烈曰当空,游行队伍从省立艺术馆出发,经中南、桂南路,折回南环、东环、桂东路,转向中北、桂北等路,回到省立艺术馆。“国旗献金游行”持续3天,人们一面游行,一面高呼:“献金表示你爱国、敬战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不少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除喊口号外,成千上万的游行者齐声唱着爱国歌曲。小学生三五一群,手里拿着装钱的竹筒,沿途对商店和顾客劝捐。献金游行共募得400万元,全部捐给部队用于购置装备、医药器材等,或用于劳军。经过游行队伍的宣传鼓动,广大民众被发动起来了,正如《大公报》报道所说:“在这个召唤下,一个乞丐捐出他讨来五十张一元的破烂钞票;一个失业的青年,捐出了他绝食一天的钱——七十三元;一个擦皮鞋的孩子,捐出了他所有的收入的一百元;一个卖报的孩子捐上他卖报所得的一百三十二元;一个死去了丈夫遗下一个正在病的孩子的女人,她一手拿着药,把她手上仅有五十元上了献金台;一个省政府的小职员,全部将他的薪水与津贴一千五百元献出来了。”与此同时,桂林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支支抗日宣传队、义卖队与募捐队,桂林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了。 面对敌寇的进犯,广西形势日益紧张。1944年6月5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召集省政府主要官员会议,决定在不得已的形势下,将广西省政府移往宜山、百色。6月15日,白崇禧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议定,打算尽快成立桂林城防司令部,并委任韦云淞为司令,呈报蒋介石批准。25日,白崇禧在省政府召开广西省党政军主要干部会议,宣布经蒋介石批准以韦云淞为桂林城防司令的决定。27日,韦 《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6月19日。 云淞以城防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桂林第一号疏散令,布告市民早日疏散。然而,自湘桂战役打响之后,从长沙、衡阳等地逃出来的难民大量聚集在桂林,桂林人口猛增至60万,要顺利疏散难民相当困难。7月3日,广西省政府几经周折,用火车将部分公职人员及办公用品运往宜山,然后再转至百色。不久,广西省政府从桂林迁至百色。继省府迁移之后,桂林市政府效先迁至临桂两江圩,后又移至罗城。此时,桂林的一切大权由韦云淞的城防司令部掌握。 8月8日,衡阳失守,桂林告急。9月8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二号紧急疏散令,并成立疏散委员会。然而,市民有了第一次疏散的教训(6月27日疏散令后,日军并未侵人桂林,结果只是一场虚惊),产生了麻痹与轻敌思想,桂林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9月12日,黄沙河失陷。这时,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三号强迫疏散令,限三天以内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完毕。是时,桂林市有近40万人口,而火车、汽车、船只多为达官贵人把持,他们可以坐车坐船离开桂林、远走高飞,而大多数居民和逃到桂林的各地难民,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双脚,且举目无亲,无人帮助,无计可施,往哪里走、到哪里去呢?一时间,城内一片慌乱,饿死病死者不少,景况十分凄惨。时人有诗写道: 一声疏散满城空,猿鹤虫沙浩劫同。 黔首流离岐路上,妇童泣窜乱山中。 月华覆照漓江白,烽火延烧桂岭红。 太息黎民数十万,凄然各自去匆匆。 一家报纸的记者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从城里出来的,陆陆续续的还不少。他们到南站一看,知道没有搭车的希望,就分沿铁路和公路线徒步走了。铁路公路的两旁形成了长长的人流,一直达数里到目力看不见为止。……十七日车开近南站,轧死一人,这是太平常的事啦。由北站到此,已看见死人不少了。十八日,开出南站,观池塘边有四具发黑的死尸无人掩埋,中午才到二塘,下车散步,一股浓烈的臭味冲来,仔细一看,离车不远,躺着七八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大群苍蝇在上。车到苏桥,知道前天是在这里撞过车的。我上去看,数一数,二十二个。过桥,上了山坡,见撞毁的车头车辆倒在路边,啊!那一堆全是死尸。有多少,谁也数不清,像枕木一样堆在那里,听说这次撞车,死了千多人。” 由于缺乏组织、指挥,桂林的疏散十分混乱。以火车为例,因为火车车皮很少,一旦火车进站,人们争先恐后,不顾死活地往车厢中挤,以致火车上人满为患,车棚车顶也挤得满满的。车一开动,人从车顶上掉下而摔死很多。从桂林至柳州,按正常情况,坐火车半天功夫就可以到达。因为秩序混乱,火车难以开行,在疏散时,快者需要8天、慢者要用28天。因此,几十万市民绝大多数靠两条腿走路。疏散期限一到,桂林城防司令部就派兵挨家挨户搜查。在大逃亡后,桂林城内只见军人不见老百姓。一些军人乘房舍无人之机,破门入室,搜索财物。有些连排长派士兵到郊外摆摊设点,拍卖搜刮来的衣物、家具等,然后分钱。 9月14日,史迪威、陈纳德十万火急地由昆明飞来桂林。第二天,他们下令炸毁了两个机场的设施。16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撤專桂林。17曰,桂林市区四处冒烟,燃起熊熊烈火,火乘风势,越烧越猛,无法扑灭,也无人去救火。城区烧了几天几夜,除丽狮路留下十余间完整的房屋外,大部分房屋被烧焦,全城变成了一片焦土。桂林为何着火?白崇禧无法解释。他派兵去搜索,查出4个人,皆称是难民。白崇禧不分清红皂白,令人就地枪决,以搪塞国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