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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林明代青花梅瓶

    桂林明代青花梅瓶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及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已受人们喜爱,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其造型各时期略不同,但大致不离短颈小口,丰肩圆腹,敛腰窄胫等基本特征。宋代时因体形细长而称“经瓶”,“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口小与梅枝瘦小形态相似,仅能容一小枝梅花而得名。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

  • 秦始皇派兵南下与桂林郡的设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中原地区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以便获得岭南地区久已闻名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土特产,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对岭南的南越、西瓯、驼越发动了统一战争。其中一路指向今兴安县越城岭,另外四路分别从湖南江华萌诸岭、广东骑田岭和大庾岭,以及今江西上饶向岭南进军。进攻今广西的军队,在越城岭一带遇到了西瓯的顽强抵抗。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作战双方“伏尸流血数十万”,西瓯的首领译于宋和秦军主将尉屠睢均战死在战场上。秦朝军队和西瓯进入了持久战中,据说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军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只能驻扎在险要的地方,因而在今大、小溶江之间修建了城堡,这就是著名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位于越城、都庞二岭孔道,其间地势平坦,四周高山绵亘,大溶江旁依而过,背靠天险严关,是典型的防守要塞。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十《古迹门》中对此有记载:“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这个遗址周长20公里,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战壕、城垣、城门等痕迹至今仍旧历历在目。 进攻西瓯的秦军之所以受阻,除了西瓯的英勇抵抗,以及秦军对南方的水土不服等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秦军远离北方几千里来到南方,陆上交通不便,后援部队和粮草等后勤供应不足,秦军的作战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解除秦军的后顾之忧,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天的兴安县城和溶江镇之间,修筑了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 灵渠凿成以后,沟通了岭南与岭北的水路交通,使被围困在各个据点的秦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实力大为增强。在秦军新的攻势下,西瓯失败了,长达数年之久的秦统一岭南的战争结束。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了岭南地区,这是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开始。 秦统一岭南以后,在西瓯族活动的范围内设置了桂林郡,派官吏进行统治,把该地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记载的就是这一事件。 桂林郡范围包括今东起玉林,西至河池,北起兴安,南到扶绥的广大地区,郡治在布山(今贵港市)。今桂林市在秦代属于桂林郡的范围。 秦始皇对岭南等地的统一,虽然劳民伤财,给中原人民和西瓯族都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又促进了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由于推行了郡县制,使各级官吏在岭南各地推行了中央王朝的封建法令,传播了封建文化,加强了汉族和当地土著民族西瓯等族的交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桂林等岭南地区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当地土著民族西瓯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灵渠的开凿及其在全国的地位

    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于公元前214年修建成了灵渠。灵渠全长34公里,是一条连接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的人工运河。湘江发源于灵川县的海洋山,向北流入湖南,注人长江,属长江水系,从长江北面的支流汉水,可直接到达中原地区;漓江发源于兴安县的猫儿山,向南流入珠江水系。湘江水量大,但水位较低;漓江水量小,但水位较高,两条河流的落差有32米。因此,要引湘人漓,必须分水和使水爬坡,灵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灵渠开始修建的时间,据考证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灵渠的主要工程包括南渠、北渠、铧嘴、大小天平坝、泄水天平、陡门等项设施。铧嘴是用巨石在湘江中叠成一个前端尖锐如犁铧的石坝,它是为了控制进入南北两渠的水流量而设计的。铧嘴位置偏向湘江的东岸,锐角所指的方向与湘江主流线的方向相结,把湘江水劈分为二,一由南渠而合于漓,一由北渠而归于湘。这两条渠道的流量是不相等的,南渠只占三分,北渠却占七分,故有“湘七漓三”之说。这样的设计是具有高度的技术水平的。因为,南渠上游十多公里的渠道,由于两岸及河底尽是坚硬的石头,不易开凿,比较狭窄,一般河面宽约8—14米,水深约0.6—1.5米,特别是南陡口以下的最初一段渠道,全由人工凿成,堤岸接近湘江故道,容易崩溃。如果渠水太大,一到春涨期间,势将冲崩堤岸,淹没农田、房舍。因此,渠道仅能容纳三分的流量。而北渠则迂曲于一片小冲积平原间,开凿工程较为容易,河宽一般在10—16米之间,水深在1米以上,因此便能容纳较大的水量,而得水七分。大小天平,是建筑在铧嘴后面的一道拦河大坝,结构呈“人”字形,左边的一撇称大天平,右边的一捺称小天平,顶端的钝角与铧嘴遥遥相对。大小天平坝用大块石灰石砌成,坝高4米多,大天平坝长380米,接近东岸的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坝长120米,接近西岸的一端,与南渠渠口相连。大小天平之所以称“天平”,就是它具有平衡调节流量的作用,使渠水枯季不竭,涨季不溢,经常保持着充足的水量。该坝不作直线延伸而是采用“人”字形的结构,使堤坝与水流方向斜角相交,这样,坝身相对延长了,既可提高堤坝的排洪作用,又可减弱洪水对堤坝的压力,可见凿渠者对力学原理的运用,是经过缜密的思考的。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中共有5处,其中3处在于排洪,2处兼有排洪与蓄水行船的作用。这5处泄水天平,除了迴龙坝一处外,其余的应是秦代时候开凿的。陡门,或作斗门,是建筑在南北渠道里的一种集中比降、提髙水位、起船闸作用的设施,当时建有18道,唐代后增至36道,船进人陡门后把闸门关上,使水位升高,船就能一级一级往上撤,安然翻山越岭,南来北往,由漓江入湘江,或由湘江入漓江。由于灵渠中设置了这种陡门蓄水,故灵渠又称陡河。除了上述设施外,在南北两渠的旁边还修筑了堤岸,以防止雨季山洪暴发时渠水横溢,浸没水渠。 灵渠设计科学,结构合理,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继都江堰和郑国渠之外的又一著名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2000多年前能建成这样宏伟的水利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秦代以后,灵渠一直是岭南与中原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两千多年来,历代均对它进行修治、维护,以扩大它的经济效益。灵渠对于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湘桂铁路通车后,灵渠的交通运输作用被铁路、公路所代替,但作为一条灌溉总渠,它仍然滋润着兴安县成千上万亩的良田。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灵渠说:“秦始皇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珠江、长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正因为灵渠如此重要,所以1994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西庆林寺的往事

    盛唐时,桂林西山西湖的西庆林寺百僧齐聚,与四川大足寺、云南鸡足寺、贵州扶风寺、广东南华寺齐名,誉为南方五大禅林。有说,西庆林寺创建于初唐女皇武则天当朝之际,中唐后名延龄寺、北宋末称资庆寺。关于它的创寺与镌佛,曾有个故事。传说在武则天临朝之晨,她突然梦见一尊高一丈六尺的金身之人,来向她乞赐袈裟。临朝后,武皇即召众大臣问其梦事,一时大臣皆莫能解。后来,有位大臣进奏:“陛下既有此梦,不妨就依梦中所示,造袈裟一件,作上标记,悬于皇城门上,看是否有人将它取走,然后再作符验。”第二天,袈裟果然被人取走,于是武则天遂诏告天下,寻找这件袈裟。结果在桂州(今桂林)西庆林寺新近供奉的卢舍那佛金身上找到了这件袈裟。 原来,这尊佛身的镌刻亦有着不凡的经历:有说是,桂林西山原为荆榛丛生、西湖围绕,并无寺宇。有一阵子城外的漓江、桃花江涨了大水,给西湖漂来了一根上好的巨木。当正有人要操斧砍斫时,忽见一位梵僧立在巨木旁说:“此木有炅,尔宜勿伐!”说毕梵僧就隐去了。后来,有心人就将这根巨木雕刻成一尊卢舍那大佛身,供奉在了西庆林寺内。这些传说,都记载在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士记?延龄寺圣像》中。从此以后,西山成为了弘扬佛法的圣地。山上山下,寺宇林立,香烟缭绕,钟鼓连鸣,禅乐悠扬,历代文人与信士的足迹遍布这里,争相与禅师结友论道,留下了大量古迹。 西山的观音、西峰、千山、立鱼四峰就有艺术造诣高超的摩崖像群200余尊,存放骨殖的石室和灯龛30余处,造像记及石室记7方。这些造像都具独特风格,不同于中原而源自印度原始佛教造像艺术,成为很珍贵的“丝绸之路”南线海路古迹。西庆林寺梵钟的“噌”、“噌”之声,曾给盛唐时期桂林的先祖带来过奇特神异的境界。但是,这里的佛教高潮遭到了武宗李炎的一次大灾难。会昌五年(845) 李炎下诏全国厉行毁佛崇道,西庆林寺及其西山摩崖造像,因名气甚大而被严重破坏。一时寺宇受击、造像被砸、僧尼还俗。尽管数年后,宣宗李忱继位,又复兴佛法,宋淳化年间又重修西庆林寺,然而元气已是大伤。中唐后,桂林佛教重心已从西山内移伏波山的还珠洞,赵宋以后又转移至叠彩山的风洞。元初,蒙古兵进攻桂林时,西山成为主战场,守的顽强,攻的残酷,还使用了火炮,战火燃遍西山,唐宋所遗佛盛景象,再遭更大的摧毁。明代以后,这里已是草蔓石阶,又恢复到荆榛丛生的原貌了。 可是,唐宋时代的西庆林寺具体位置在哪里?布局是怎样?还有什么遗迹和遗物?一直为桂林人所关心。 1983年,桂林市考古人员进行了踏勘,接着又进行了T字形探沟试掘,终于揭开了它的面纱。可知,西庆林寺位于西山立鱼峰南麓的空旷之间(今苏军烈士墓前后),坐北向南,依山麓之势,前低后高,系三进布局,第三进主殿周置勾栏,全寺进深约200米、宽约80米。 又可知,距地表0.60至1.55米之间,为废寺地层。最底的唐代地层,出土有宽厚型的绳纹青砖、绳纹板瓦、素面筒瓦、带系耳划纹陶罐;稍上的宋代地层,出土有宽薄型青砖等。极为难得的是,第二进出土了一件北宋明道二年(1003)的纪年勾栏,为全国寺宇遗物中所鲜见,勾栏铭文:北宋明道二年勾栏本州弟子王及舍钱刻造瑞像阶上两畔石勾栏。明道二年五月末旬毕工记。 同时还有着唐宋之间的大量建材:乳钉纹及莲瓣纹的滴水和瓦当、戴盔武将及佛菩萨人物砖;生活用具,有青瓷碗、碟等。这些都在桂林城南的瓦窑桂州窑出土过。 在寺的后院(苏军墓后)深1米左右,发现了方形地砖、小块形宋代青砖、筒瓦、板瓦。还有粗拙的石作塔件:方形塔座、圆形的相轮与塔刹。垃圾堆中还出土宋代铜钱一批、豆青釉烛台、浅绿釉小香炉、酱釉陶缸等残件。另发现无灰浆的石砌水沟、片石墙。大凡唐代的石作皆是粗凿。

  • 曹驯与奎光楼

    明清时期尤注重学风。桂林历代的文化古建筑,更以清代为盛。 康熙十一年(1672)桂林府学向西移建,开创了隆重其建筑的历史。解放西路桂林中学内的奎光楼,就是已有一百来年的清代文化建筑。 桂中校园在清代是府学的所在。东有流恩书院和榕湖经舍,西有讲学的明伦堂及武圣庙,南临湖南会馆,北瀕金鱼塘。府学内还先后建有祭祀孔子的大成殿、启圣宫、尊经阁、配食庑、处世斋以及崇圣、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诸祠,总称文庙。此外还有教授、训导和教谕各署。殿宇回廊,巨碑林立,组成了桂林有史以来布局得当而壮观的文化建筑群。 府学文庙,是每年春、秋两季上丁日,释奠先师的崇圣之地,州府县城均建有。每遇地方长官临政,都必先到文庙参谒,仪式非常隆重。清代,桂林文人荟萃,常举重典在此。由于年久失修,在光绪十九年(1893),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翰林院编修曹驯,主持了一次文庙的整饰工作。在他主持下,添筑围墙,植树为仪,大大优雅了庙舍,使之更为庄严。竣工以后,尚有余银720两,他就在同年五月投入剩银,选择文庙东南隅、与尊经阁遥相对峙的地方建成了这座奎光楼。这楼虽然没有飞檐斗拱,但却是朱柱碧檻,格窗绿瓦,弥足古朴。 楼成以后,曾吸引了许多人的登览。凭窗俯瞰,不但可瞻仰文庙堂庑,还可观赏“出廊群峰拱,西来扑空翠”的远景。楼内设有神龛, 祀奉着奎宿、朱衣和土地诸神。但据竣工后的唐景崧《奎光楼记》碑刻记载,此楼还非为“吾乡人士祀神明,供临眺”之所,而是为“籍勖吾党读书励行,罔敢或愆,歆动之以文明,而期渐企乎圣贤”。可知奎光楼主要还是勉励地方人士勤奋读书,奖掖人才的所在。又 据其记载,该楼还曾是文庙珍物的存放之所,岿然有序地保存着朝廷颁赐的联额和礼乐诸器。 奎光楼的建造者曹驯,字谨堂,桂林人,年少好学,于同治元年(1862)乡试恩科补行正科中举,十年辛未科梁耀枢榜又获进士。光绪二年(1876)官任翰林院编修,十五年(1889)广西巡抚马丕瑶胪举贤才,报朝廷授予他五品卿衔。曹驯博览群书,诗名颇盛,近黄庭坚风格。但他尤热忱于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凡“遇灾请赈,遇饥请粜”,或是倡修地方名胜,他都慨然相助,累得地方称贤。在桂林,他曾会办桂垣书局、筹建“逊业堂”。光绪二十年(1894)冬,贡院南楼(即今王城正阳门楼)被毁,逾年不治,他与唐景崧等人将办团练余款重建了一座景福楼(后又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地方上重修《临桂县志》,由于他的博学被推为总纂。曹驯享年72岁,主持秀峰书院院长达30余年,造就了地方许多人才,因此被誉为清季桂林教育界的宗师! 昔日,东郊三里店(现三里店广场北邻),有一座“乌龟石”,那就是曹驯去世后,地方为他树立的质焱神道碑,上书“皇清诰封奉政大夫光禄大夫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曹公谨堂神道”。可惜1976年10月扩路时,未做搬移保护,已将它砸毁。 日寇犯桂,桂林的古建文物悉为灰烬,但府学文庙有幸保留了大成殿、泮池、巨碑、“德牟天地”牌坊及奎光楼。因“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浩劫,今日只幸存碑林与奎光楼了。2001年重修奎光楼中,有幸发现其主梁的梁书仍然保存,书曰“大清原三里店曹驯(字谨堂)神道碑光绪十九年癸已仲秋月谷旦阖省绅士公建”。奎光楼的保存,可藉以凭吊先贤,还可为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 桂林光人策动重阳暴动

    1911年10月10日,在省城电报局的内线吴某,给广西同盟会支部传来了极为振奋的消息:当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其他各新军纷纷响应。 起义新军中就有桂林陆军小学送去升读武昌第三陆军中学的160余人。11日,电报局内线又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起义军已占领武汉三镇,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但是,三四天后却传来了十万火急的险情:清廷重用袁世凯,调集北洋精旅攻打起义军,已遭反攻夺去汉口大智门车站,起义军急需支援!此时此刻,分布在当时全国十八个省的革命党人都奋起策应。策应 的方式:一是立即策动各省的清廷地方大吏、宣布独立,脱离朝廷;二是积极组织援鄂北伐敢死队。 “鄂事紧要,亟待应接”!省城桂林,在广西同盟会支部长耿毅的指挥下,决定于重阳节(10月29日)晚12时举行起义。在起义之后,当即组织敢死队北上援助武昌的起义军。 起义的主力是城南郊李家村兵营的新军混成协及学兵营约二千人。其基层军官均来自革命党人薰陶的陆军干部学堂,兵员则来自桂、平、梧的知识青年,还有象鼻山下陆军小学的学兵及支持同盟会的会党数百余人。他们都接受了革命思想,群情激昂。田遇东营是首当其冲。 当时的桂林城,四周皆是石砌高墙,起义时爬城不易,决定到时里应外合,强行从南门、文昌门、西门和北门同时进城,会攻巡抚、布政使衙署及巡警道,并镇压非常顽固的旧军巡防营六个大队。支部长耿毅亦是军官,他坐镇福棠巷2号魏继昌府宅内的秘密支部处指挥一切。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天的下午起,突然狂风暴雨,越到晚上越大,城内街道顿成河流,南郊道路已是汪洋。这时革命党人刘建藩率领的新军混成协三个营的起义队伍,从李家村兵营开拔到将军桥时,怎么也无法通过南溪河。城内外的起义人员都在焦虑万分,终因不能会合而被迫停止了这次起义,决定举行第二次起事。

  • 明清桂林的三大宪衙署

    旧时“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的桂林城,素为广西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是抚、藩、臬三大宪衙署所在地。 位于现中心广场的原巡抚衙署,明宣德时设立,是当时总揽广西省军事、吏治、财赋、刑狱、盐漕的最高长官公署,俗称抚台衙门。 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广场基建显露,抚署占地颇广。它是内外两道护墙,护墙之厚近1米,是一座座气派恢宏的飞檐翘角、朱楹碧槛的歇山式大屋顶建筑群。 正堂是听政之处,系五开间三进深。清康熙二十年(1681),巡抚郝浴建筑二堂,恭悬了前雍正帝谕示两广总督孔毓珣的“注心开济”匾,四屏镌有巡抚陈元龙的《爱民》、《敬事》、《率属》及《守身》四箴。堂柱还有巡抚赵慎轸一联,云: 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1996年,城北火车始发站(旧时乌金铺)出土一件“广西巡抚马文毅公殉难处”石碑。史载清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间(1674—1677),省城风云突变,守将孙延龄附应吴三桂叛乱,而身为封疆大吏的巡抚马雄镇,宁拋头颅,拒绝分裂,被其关押在抚署一隅四年之久,最后举家在乌金铺遭到叛将吴世琮的杀害,轰动了满清朝廷,谥号文毅。 抚台衙署前有一座全城最大的城隍庙。20世纪30年代初省立二师的帅础坚等师生,饮酒来了劲后,大呼破除迷信口号,将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搬到了王城省立图书馆的陈列所,当做木偶艺术展出,轰动全城。 抚台衙署北去百余米,即是布政使司衙署,俗称藩台衙门(今工人文化宫地)。藩台是管理一省财赋和吏治的衙署,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正堂亦为五开间三进深,东西六房,诸进共计40间。客厅楹柱上,有藩使金德山一联,云: 坐此似同舟,官情彼此关休戚; 须叟参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 但是,这些官吏却没有想到劳动大众已是极端痛苦。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腊月二十四日的小年午夜后,突有受苦受难而暴动的永福古田数百名壮族农民军,越过东门,冲入藩台,杀死了半醉的布政使黎民衷,并从藩库取走四万两巨银,震惊了朱明王朝。 藩台后面有一座别致的花园,园中有康熙年间建的花神祠与花神墓,还有数百年的古槐。园中还有一座曲径通幽的八桂厅,厅前因种 明?藩台衙署石狮有苍翠清香的八株桂树而得名。 八桂厅一直是名人场所。时至民国初年,八桂厅曾是旧桂系头目陆荣廷来桂时的行辕,他在一张石桌上留刻了两首诗文。孙中山来桂誓师北伐时,又曾是蒋介石的住处,壬戌狗年的上元日这天,他特在厅前留影。抗战前夕,这里是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的官邸。抗战期间,是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址,更是全国名人荟萃之地。光复后,是广西文献委员会所在地。 按察使司署在城北宝积山之阳(今市政府第二招待所),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是巡抚属官,俗称臬台。明正统六年(1441),按察使章聪曾称其大堂为“中正堂”。清代时,司前大堂又名曰“风纪堂”。康熙年间,大堂楹柱上曾有著名司法官吏徐士林的著名撰联,云: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但封建社会的司法是难以公正的,靠的是逼供讯。司衙的囚牢大门,是仅有1.4米左右高的狴犴兽图的双扇门,里面布满了刑具,都是逼供讯的用具。 古代死刑规定“秋决”,即是在农历霜降后执行死刑。届时由按察司下达判决书式的“钉封文书”,再勾决犯人姓名由监斩官推出执行。行刑时,刽子手都是红布缠头、红短衣敞胸、满脸杀气。人犯则背插“斩标”,被推着走上刑场。桂林死犯是被推出丽泽门外,跨过“落魂桥”,最后到达骝马山前的刑场执行。古代,那里是一片“秋夜萤飞讶鬼磷”的荒丘。刽子手行刑时,是分别使用鬼头刀和凌迟分尸刀。犯人要东西排列,执行时先东后西。有史料说,刽子手不能天天行刑,因而多是兼职。清同治及光绪年间,执行斩首一次,得钱一串即一千文;行剐人一次,得钱三串即三千文。刽子手还借人血出卖“人血馒头”、“蘸血钱”及“解血绳”等勾当,极为残忍。 1949年11月22日,桂林城解放时,四野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南下的随军记者、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曾深入其臬署,观览到这用了五百余年的旧式牢狱。他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 监狱筑成十字形,四端都有铁栅门。十字形的每一边都有两排监房,监房的厚铁门上有监视人犯的瞭望孔。 监房里有笨重的、粗糙的中世纪式的带有铁链的脚镣。 通常的刑罚,是把犯人反背悬挂在钩子上,再在颈上挂上一桶水。

  • 栖霞寺的历史故事

    史载,南明阁部瞿式耜在就义时,面对降清刽子手孔有德,口咏了一 首掷地铿锵的绝命诗后,与学生张同敞昂首走向刑场,其诗云: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从此,浑融法师即在栖霞寺供奉了这两位民族英烈的牌位,并以晨钟暮鼓超度忠魂。浑融圆寂之后,除瞿、张二公之外,后僧还一直祭祀着浑融、性因二法师和义士杨艺等五位极具民族气节的人物,因而世代以来栖霞寺备受景仰。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终为瞿、张二公的忠烈所感动,特予追赐谥号,瞿公赐谥忠宣、张公赐谥忠烈。接着,桂林地方上成立了纪念张同敞的“别山会”,置产供祀、修墓、建双忠亭。双忠亭位于栖霞寺右侧,后改亭为祠,每届仲冬,必隆重祭祀。 栖霞寺在咸丰年初毁于兵燹。至光绪十八年(1892)广西巡抚张联桂全部修复并重铸寺钟。史载,时任封疆大吏的张联桂,见到栖霞古刹已是草没殿基,法器无存,深为感叹。他集银二千六百两,于是年三月至七月,历五个月时间,将原有建筑尽悉修复,共修复五殿、二阁、三堂、三亭、二池,这口重铸大钟:通高118厘米、口径91厘米,獅头鼻纽,图饰“龙凤呈祥”,鼓腹正面铭刻“栖霞寺”、“光绪十八年”等字样。此钟一直保存到“文革”中不知了下落。1980年10月,笔者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突然接到东片绿化队报告:他们发现了这口已被丢弃在望城岗上的铁钟!终于将此古钟保存了下来。 张巡抚重修栖霞寺时,观察使张安圃还撰有一联纪其事,联曰: 青山不管兴亡事,佛火新添忠义香。 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之时,来到桂林的抗日将军李济深与文化人对栖霞寺备加推崇。自1937年起,在桂林的知名人士经常会集寺中,敬焚忠义香;从1942年起,每年仲冬,李济深将军都亲率各界人士在双忠祠、张公墓主持祭祀。 1940年5月,广西著名的抗日将军钟毅,在鄂北随枣战役抗击日寇时为国捐躯,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将其遗骸从敌后秘密运出,经重庆运回桂林。8月3日下午4时,灵车到达桂林,万人接灵,军民激昂,在李济深的特意安排下,专于栖霞寺前公祭三天,备极哀荣。 也是1940年,著名法师巨赞率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来到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是响应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号召,在南岳组织起来的青年僧侣兴教救国组织。他带领这批佛教青年参禅栖霞寺、祭奠双忠祠,超度忠魂,激励爱国精神。后来,巨赞受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留在了桂林。戏剧大师田汉当时在桂林创作了多部抗战剧本,还创作了一部与栖 霞寺有关的《双忠记》。1942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住在七星岩附近的田汉路过花桥,忽见桥柱有一张大红招帖,说本月十七日,是南明瞿阁部式耜与张侍郎同敞在桂林抗清殉国的293年纪念日。届时,将在二公双忠祠举行祭祀典仪及纪念会,由李济深将军主持。田汉因读过二公在狱中的《浩气吟》唱和诗,那令人悲壮而肃然起敬的绝命诗一直在他脑海里震荡回旋,激情汹涌,便决定创作《双忠记》剧本,歌颂二公及浑融和尚等人的民族气节。面谈后,李济深将军很是赞同,相约在纪念会上演。 田汉是个大忙人,可也是个剧作高手,他直到纪念日的当天才开始动笔,从上午10时半一直写到下午3时多,用5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剧作。戏分两场,头场写瞿、张二公共赴国难,二场写二公被俘后,以诗唱和,互勉忠贞。田汉是一边构思,一边刻写在蜡纸上,又一边付印,再一边赶排的。剧本由文艺歌剧团以平剧形式演出,都由著名演员担纲,郑亦秋出演瞿公,李迎春出演张公。果然,当晚即在高升戏院上演了,演出引起强烈反响。以后又改以京剧演出,田汉再次补写了第三场,即二公慷慨殉国。其中又以瞿公一段嘲斥孔有德的大段念白,影射蒋介石。

  • 明皇太居留迹桂休

    据文献记载,明天顺六年(1462),广西平乐府贺县桂岭乡瑶族土官李福斌为朝廷派来的征“蛮”将军颜彪所夷,其幼女李唐妹被掳进京献宫。李唐妹北上路过省城桂林时,曾在城西(今东安街)药师寺附近的古茶庵歇宿,常用此处的清泉饮喝、梳洗,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李氏入宫后,因她聪敏好学,很快通晓文字,授予女史,守内藏。成化五年(1469)间的一次,宪宗帝朱见深偶入内藏,李氏获得其悦,身怀有孕。不料,这怀孕之事却遭到权宠万贵妃的妒忌,被迫打胎。但成化六年七月初三,她还是偷偷地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后在太监张敏的秘密寄养下活了下来。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帝正愁无嗣时,张敏终于向他揭开了秘密。正当朱见深为有这个儿子继位而高兴时,李氏却在万贵妃的迫害中含冤离世,年仅23岁。李氏死后,宪宗帝追封她为淑妃,谥号恭恪庄僖。 李氏所生之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帝朱祐樘。弘治元年(1488),孝宗帝继位后,为念生母之情,不因族别和身份的不同,即将其生母由淑妃追封为太后,又将生母的曾祖、祖、父都追赠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均诰封一品。他还三次派出钦差来到广西贺县调查生母的亲族,但由于这些钦差的怕苦和无能,始终未能查出结果。最后,在贺县兴建了其生母的祖先茔墓,在桂林兴建了一寺一池一祠。

  • 墓主是刽子手杨观

    当掀开封土,即看见大量浇注灰浆粘合的大青砖,我们已经知晓,这是一座明代墓葬。当再见到庞大的券拱墓室结构,就知道墓主是有着特殊的身份了。 封土之下是一座高2米有余的单砖室券拱男主人墓,砌造十分精致,分有前室、玄室(棺室),即所谓“前堂后寝。前室为横券,玄室呈直券。惜守墓人还是没有防范未然,不知在哪个年代,室内已经被盗。经现场扫视:曾有入葬,棺木已朽,尸骨残存;主人身上尚余有服饰金箔和一批北宋年号铜钱;棺前置有锡质的酒壶与烛台;门扉无存,但铜钥落在门坎间;让我们激动的是:前室中央立着墓志铭!墓志铭的存在,确实令我们兴奋。志石一合,高0.67米、宽0.64米、厚0.07米,一是志盖,一是志文。两石仍然合拢,以双道铁箍束紧,箍隙处塞入铁楔,可见盗墓者没有心思去揭开墓志看文字。我们迫不及待地揭开了墓志石,志石四边的杀面,均饰缠枝卷叶刻纹,古人常以此纹表示长寿。志盖阴刻篆书:“大明故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杨公墓志铭”17字,这果然是明代要人杨观墓;志文阴刻楷书47行,行满40字,字体端正,通常志文彰表三代,此志却记述了墓主人杨观四代人紧随朱明王室打江山、参政事的经历。尤其是详细地从反面记载了杨观本人从天顺八年(1464)到弘治十三年(1500)间,残酷镇压两广少数民族起义的一粧桩行径,字里行间,还记录了他与靖江王室的非常关系。这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实物史料。 杨观,古代文献尚未见传,在《临桂县志?墓冢》中仅可找到“明广西都指挥佥事杨观墓在城东半塘尾”寥寥17字。 据此志文,杨观祖籍安徽庐州合肥。曾祖父杨肆,在随明太祖朱元璋攻克苏州时战死,追封侍卫指挥佥事。祖父杨兴因袭,调燕山护卫,洪武末,参与燕王朱棣的“靖难事变”打到京师,逐惠帝,杀齐(泰)、黄(子澄),获得赏功,改任御林军前卫,后随文皇战死夹河。父亲杨昂,正统十三年(1448)随英宗朱祁镇到狼山征伐鞑人的南犯,因仓促迎战失利,被执遭杀,时杨观仅7岁。 杨观,字国宾(1441—1500),在15岁时,承袭世职,被荐为领右军坐营。次年秋,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和昭武伯曹钦谋反,一时京师混乱。杨观因参加平曹,被晋升指挥同知。至此,杨家四代都成为了世袭名将。可是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天顺八年(1464)因其妻舅锦衣卫都指挥门达事发,受到株连,杨观全家被贬广西,降调南丹卫正千户,仅管一县之武装。 但他仍忠实于朱明王室,开始了走向征剿两广少数民族的行径。 明中叶之后,随着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与压迫的加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来到广西第二年的杨观,首次参加征剿浔州大藤峡地区的瑶壮人民起义。他率部在大藤峡,因“皆身历村寨岩洞,前后斩获数多”,升为南丹卫指挥佥事。成化十三年(1477)从都督白玉征剿庆远、天河的壮民起义,又因“斩获尤多”举为都指挥职。十七年(1481)被派守备兴安,以后数年中,他对武冈、阳洞、全州、兴安等地的苗民起义军,屠杀再三,几近千人。弘治九年(1496),移师广东南韶,他又因征剿府江起义有功,升迁广东指挥同知。次年,他再因征剿湖广民军有功,诏升广东都指挥佥事,成为一省军事最高长官的二把手。 由于杨观以凶残手段镇压两广各民族的起义,因而得到藩国桂林的靖江王青睐。弘治四年(1491),袭封王位刚刚一年的17岁端懿王朱约麒,迎娶了杨观长女为妃,并在两年后生下世子朱经扶(后来的安肃王)。从此,杨观成了朱明王朝的藩亲国戚。但是,正当杨观诏升为广东指挥佥事“既拜”回署的次年,他在广东江右、信丰人民新起的武装暴动中“暴病”而死。因其“祖茔在京师不获归葬,乃以公卒之年十二月初四日,扶柩至桂林之东乡秦村母塘岭,与配门氏之墓而合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