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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新月异的市政建设

    桂林市的市政管理机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桂林市政府设立建设科开始,曾于1956—1967年使用城市建设局的名称。诏68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改称“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城建组”。1969年,城建组又与园林局、房地产局合并,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站。1972年更名为城市建设局,到了1983年10月,才更名为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市政建设管理机构的反复变动,无法对市政建设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管理,到了改革开放以前,桂林市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始终未能有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对外的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的同时,桂林市大力发展市内交通环境。1986年,市政府投资147万元改建瓦窑口以南4180米路段,1981—1990年,又扩建桂林站以北的路段,1992—1994年,完成了市北门以北路段的扩建工作,从此贯穿桂林南北的主干道基本构建完成。其中1990年7—9月扩建上海路至八一桥、修建上海路口平交环岛工程时,在市政工程公司、市政工程管理处广大干部员工的努力下,仅用了2个月就完成了任务,创造了桂林筑路史上最快的“环岛速度”。为改变桂林东西交通不便,大片土地资源未能很好开发的问题,桂林市还大力开辟东西主干道,1986年,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建成了漓江路,1989—1990年又修建了中山南路至铁西广场路段、漓江桥至雉山桥路段。到了1990年,桂林市已基本建成包括环城南一路、二路、三路,环城西一路、二路,环城北一路、二路,以及三里店广场至砂轮厂的路段。上述道路的完成,在桂林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建设了规划完整的环城交通体系。此外,到了1990年底,桂林市已完成了竹江路、安新北路、漓江路、中山南路、自由路、临江路、凯风路、上海路和七星路的扩建工作。1991一1995年,合计完成投资达8598万元,提前10年实现了桂林市总体规划的建路计划。1995年底,桂林市区道路长340公里,其中高级、次级道路278公里。大大改善了市区的交通状况<桂林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改善与大规模道路建设同步进行的,是大刀阔斧的桥梁建设。从1950—1975年,尽管桂林市已建设了包括甲山桥、雉山桥、穿山桥、致和桥、花园桥、湖西庄桥、流莺桥在内的不少桥梁,修复和扩建了一些老桥,但是,这些桥梁,是在桂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前建设的。因此,一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便暴露出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缺陷。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桥梁建设出现了飞跃。市政府多方筹集资金,以解决桥梁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1986年1月至1988年2月,完成了投资1300万元的虞山桥建设工程;1984年至1988年3月,又投资1421万元,完成了连结上海路与漓江路,全长263.46米、宽18.5米的漓江大桥。虞山桥与漓江大桥的建成通车,结束了桂林“东西一座桥”的时代,解决了解放桥交通堵塞严重、漓江两岸人民来往不便的问题。除了在漓江上修建大桥之外,1988年,位于环城西二路与桃花江相交处的桃花江桥,以及位于西城路西侧,横跨桃花江的西门桥也建成通车。1992年1月,位于中山路、桃花江相交处,作为桂林市一面明镜的南门桥扩建工程竣工通车。该工程的顺利完成,得益于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在投资的1450万元中,有319.5万元是全市150个单位12万多人的捐款,168.6万元来自日本友人的捐款。因此,该桥专门建造了汉白玉护栏、玉兰桥灯和以“欢乐颂”为主题的4尊铜像,成为中外友谊的象征。1994年11月9日,市政府投资100多万元兴建的南洲大桥顺利通过验收;1995年造价200万元的西凤路观漪桥重建工程也告结束,1999年初,贯通民主路和滨江路的文昌桥改建工程也顺利竣工。这些桥梁的建成使用,不但加强了桂林市区内部的交通,使市民与外界的来往变得更加便捷和迅速。 在桥梁道路交通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同时,桂林市的公共交通设施也相应地得到改善。公交设施从1979年的单机车型,发展到90年代的链接、中巴、小巴、双层和空调公共汽车,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由少到多、由单一到日益丰富的过程。1979年,桂林市共有公共汽车74辆,其中只有2辆链接车,平均每5200多人才拥有一辆,线路总长不过132公里。到1984年,公共汽车增至90辆,线路总长达到 60年代扩建后的解放桥(黄霄摄)90年代重新扩建的解放桥(黄霣摄)了210多公里。1990年,公共汽车总数达137辆,其中链接车56辆,平均每2900多人拥有一辆,线路总长也达到501公里,通车路线可到阳朔、奇峰、两江等郊区城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共交通设施发展更加迅速。市政府有关部门不仅根据桂林市区发展的情况,新增、改变公交车行驶路线,增加了车辆班次,而且着手改善候车设施,把“一根站牌下,风吹雨淋加日晒”的候车点,改为有避雨遮阳设施和座椅的“全天候”安全岛。公交车的付款方式也发展到自动投币、电脑刷卡等方式。车上为方便国外旅客,采用中英文播报站名,每日用小黑板写出天气预报等诸多服务方式。这些变化,方便市民与游客们出行,同时也使他们感到了生活的舒适温馨。 为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美化环境的需要,桂林市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路灯建设。自1979年被定为风景游览城市以后,路灯建设进程伴随着城市发展步伐而不断加速。1986—1990年,在临江路、环城路、凯风路、净瓶山大桥、漓江桥、虞山桥、桃花江桥、安新洲、桃花新村等地区铺设路灯电线。1990年,市区拥有的路灯数已达4537盏,线路长153.67公里,比1949年解放时的路灯增加11倍,线路增景更加绚丽多彩。

  • 大桂林的探索

    1998年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原桂林市与桂林地区顺利合并,新的桂林市正式挂牌成立。这次地市合并,与“大跃进”年代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合并截然不同:1958年的地市合并,到了1961年,就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分开。90年代末的地市合并,是在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为把桂林建设为一个更加美丽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次合并掀开了桂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顺利实现地市合并的桂林市,仅从统计数据上看就有许多发展优势。1998年,新桂林市人均GDP为6173元,比全区人均GDP多18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80元,比全区平均水平多705元。1998年的农业总产值165.75亿元,占全区总量16.9%,工亚总产值为374.43亿元,占全区比重1/5强。从地域上看,地市合并之后,新桂林市将包括秀峰、叠彩、象山、七星、雁山五区和平乐、龙胜、永福、全州、兴安、灵川、阳朔、荔浦、恭城、临桂、资源、灌阳十二个县,范围更加广阔。这些地区,既有工业生产基础较好,有发展前景的工矿区,如平乐,也有交通便利,贸易地位重要的荔浦、全州等县,既有以历史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恭城、兴安,又有以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令旅客留连忘返的龙胜、永福等地,能够较好地实现优势互补。由此,地市合并,不是简单数量上的拼凑,它极大拓展了桂林市f个行业的发展空间。 从桂林的主导产业旅游业来看,地市合并给桂林旅游业的做强做大提供了契机。在新桂林市挂牌仪式上,广西区党委书记曹伯纯明确指出:“根据自治区党委‘三大战略、六大突破’的要求,从桂林的实际出发,建设以旅游和农林为主导产业的桂北经济区,是桂'林市的必然选择。‘桂林山水甲天下’,旅游业是桂林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它作为桂林市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来抓。地市合并以后,拓展了桂林市的发展空间,为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加快旅游产业的形成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条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把旅游产业发展成桂林市的支柱性产业。”地市合并后的新桂林市,按照这一思路迈开自己的前进步伐。1999年后,市旅游部门在考察了周边各县的旅游资源以后,结合桂林市长期发展旅游业所积累的经验与人才优势,提出了“重点突破、整体提升、全面配套”的工作思路,努力构建“市一体化”的旅游格局。为实现上述目标,桂林市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首先,加快了旅游景区景点建设步伐。重点抓好精品景区景点建设、城市(旅游)景观建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中突出文化与生态两大特色,重环保,重内涵。全年旅游景点和设施项目开工51个(处),其中,包装改造景区景点14个(处),开发建设新景区景点37个(处)。包装改造的景区景点主要包括“三山两洞一条江”(象鼻山、叠彩山、伏波山、芦笛岩、七星岩、滴江)等传统产品。新开发建设的景区景点主要分布于周边各县,包括资源资江景区开发,龙胜温泉改造,冠岩景区三期工程建设,阳朔西街改造等精品项目,以及龙胜瑶寨、侗寨和壮寨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游,恭城瑶寨风情游,资源苗族风情游等旅游线路。经过努力,使市县一体化旅游格局逐渐形成。在城市(旅游)景观建设中,市有关部门坚持“显山露水”的原则,以水为源、以绿为美、以文为本,建设城市中心广场,启动“两江四湖”环城水系等重大工程。 “两江四湖”工程是桂林市于1999年8月23日正式启动的大型环保工程、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型的旅游景区建设工程。该工程把桂林市中心区的滴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贯通而得名。按照工程的设计,工程完成后,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桂林市的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开拓市中心旅游的新格局,传承、弘扬桂林悠久的历史文化,提升城市的档次与品位。从旅游业发展来看,夜游两江四湖成为桂林市夜游市场新的品牌代表,游客乘船不仅可游览三大各具特色的主景区,即中国古典式园林——榕杉湖景区、天人合一的生态园林——桂湖景区、宋代历史文化园——木龙湖景区,欣赏景区内新建成的名桥博览园、名花名树名草博览园、亭台楼阁博览园和雕塑博览园,而且在船上还可观赏水系周边的象山、伏波山、叠彩山、尧山、宝积山、老人山等十多座传统名山;和漓江自然山水游不同的是,两江四湖环城水系游突出了桂林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深厚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通过环城水系的恢复、沟通,使原先一大批如舍利塔(唐代)、宋城墙、李济深故居、叶挺将军被囚处等被湮没、遗忘的重要文物古迹有望得到修缮、保护和挖掘,桂林深厚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山水、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两江四湖环城水系中将得到完美、和谐的统一,“景在城中,城在景中”的桂林环境特色将得到彰显。可以说,桂林两江四湖环城水系完成后,桂林的旅游业将增加一条与滴江齐名的又一黄金水道,桂林人民将在做好水文章方面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0年,桂林市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启动包括“两江四湖”改造工程、正阳步行街、阳朔西街改造等在内的重点旅游项目49个,实际完成投资20.42亿元,其中兴安乐满地投资10亿元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于12月25日正式开业,创下广西旅游景区设施最完善、功能最齐全的记录。 其次,倡导旅游业“标准化”,积极与国际旅游业接轨。2000年,桂林市加大开发、建设旅游步伐的同时,面对全国各地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及时提出了全面提升桂林旅游业发展水平,向标准化、国际化进发的目标,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年,漓江景区、象山景区、芦笛景区、七星公园、世外桃源5个景区(点)被国家评为4A(最高级别)景区(点),七星公园、世外桃源景区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国家环保总局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中心认证的旅游风景区(点)。 公共厕所一直是一个困扰桂林市民和广大游客的现实问题。解放初期的桂林城里,人民政府修复了被战火毁坏的公厕7座,有56个蹲位。按1950年桂林市区人口13.73万人计算,平均1.96万人才拥有一个公厕,平均2451.8人共用一个蹲位,供需之紧张不难想见。此后,桂林的公厕建设发展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1962年,全市也仅仅拥有公厕22座,207个蹲位。按照当年桂林市区人口23.89万人计算,平均1.085万人共有一个公厕,平均1154.1人才拥有一个蹲位。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数据并没有把当年涌入桂林的数以万计的游客计算在内,市民和广大游客如厕十分困难。到1990年,桂林市公厕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区内有公厕78座,蹲位增加到915个,其中水冲式71座,旱式7座。全部公厕为砖木结构和混合结构,公厕内墙贴1.5米高的瓷砖,收费的16座公厕设有洗手盆、挂物钩。按照1990年桂林市区人口50.96万人计算,平均0.65万人共有一个公厕,约556.9人拥有一个蹲位,从数据上看,比1962年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游客“入厕难”依然成为在桂林旅游“住宿难、乘车难、吃饭难”一系列问题之后的一大难题,长期受到游客的垢病。在2000年以前,全市景区内只有公厕61座,勉强合格的仅仅23座。按照每年到桂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约900万人次计算,平均约40万人才有一座合格的厕所,而且设施陈旧,恶臭难闻。人厕难问题不仅影响广大游客的基本生理需要,也降低了游客们游山玩水的兴致,而且成为与桂林甲天下的风景很不和谐的缺点。 针对上述严重的问题,2000年,市人民政府把厕所建设管理作为改善市民生活环境、旅游环境及投资环境,提高城市品位和文明程度的大事来抓。4月3日,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厕所建设管理工作动员会议,对厕所建设、管理方案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会后成立了市区厕所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市长李金早亲自挂帅任组长,从而揭开了桂林市“厕所革命”的序幕。到2000年10月1日,桂林市“厕所革命”初战告捷,市区、主要旅游景点和8个县新建、改建、扩建了500座公厕,使长期困扰广大市民和游客的“人厕难”成为历史,自2000年国庆开始,桂林公厕分布密度达到了5.7座每平方千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3座每平方千米的指标。这些公厕,不仅设计新颖、风格各异,而且内部设施先进,初g与国际接轨。例如:有的公厕类似城市小品,有的似雕塑,有的风格西化,有的呈现中国古风遗韵。部分公厕安装有踏式冲洗阀、自动感应洗手机、烘干机、空气清新器、紫外线灭蚊灯、残疾人专用蹲位等设施。此外,市有关部门还在媒体上以有偿方式向社会公开征集健康、幽默的楹联、诗词、漫画等作品,将精粹的厕所文化带进了桂林公厕。一部分公厕还配有音响设施、摆放鲜花或木雕等艺术作品,格调高雅,环境优美舒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500座厕所全部对游客和市民实行免费开放,在当时国内属于开先河之举。桂林市“厕所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中外游客和市民的好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人民日报?华南新闻》专门刊载了题为《桂林厕所“甲天下”》的文章。可以说,“厕所革命”作为桂林市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它在解'决了广大市民的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桂林旅游业的知名度,使游客们透过富有人文关怀的公共厕所建设,感受到桂林人民拥抱四海宾朋的热情,以及决不把桂林脏乱臭问题带进新世纪的勇气。 再次,在加强旅游硬件建设的同时,桂林市人民政府还加大了旅游软件的建设的力度,按照国际标准,将桂林旅游市场的整治进一步推向深入。1999年,市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市旅游工作委员会,强化政府部门职能,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江游览秩序、旅行社经营、散客市场、旅游购物市场、文化娱乐市场进行了重点专项整治。全年共查处63起违法违规操作的旅游经营单位和个人。2000年,桂林市努力规范旅游市场,抓好节假日旅游接待,全年查处无证照经营、坑骗宰客等违法案293起,做到了春节、五一、国庆等节

  • 保护生存空间的不懈努力

    1979年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拯救桂林》的调查文章,披露了曰趋严重的桂林污染问题,并对治理污染工作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在全国反响强烈,一时间,《再次呼吁:拯救桂林》等一系列文章接连见报。1980年3月5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派出调查组对桂林旅游风景区的环保工作进行全面调查。22曰,针对桂林环保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调查组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了《环境破坏,大家受害,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报告。198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又以《还我美好山河——桂林风景区的保护和治理工作待加强》为题,再刊调查报告,并附《以桂林为戒》的短评,强烈批评桂林市为发展工业而忽视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透支环境资源的错误做法。同年12月,在全国环境保护系统监测工作会议中,桂林市被列为1981年全国首批编报环境质量报告书的城市之一。舆论的压力和国务院的有力措施,使桂林市的环境保护工作进人了新的阶段。概括起来,桂林市的治理环境、保护生存空间的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管理机构的设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自1979年中央新闻单位披露桂林环境问题后,1980年6月2日,中共桂林市委召集常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短评和调查报告,动员全市各级部门献计献策,切实搞好环保,治理污染的各项丁作,以保护桂林人民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空间。此后,市委、市政府日渐加强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1985年7月5日,桂林市正式设立了环境保护局,下设政秘科、环境保$科、计划科、综合业务科,事业编制为25名,所需经费从环保事业费中支出。1986年2月20日,又设立了桂林市排污收费站。管理机构的完善,管理系统的有效运作,成为推动桂林市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 依法治理环境是桂林市保护生存空间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市政府不断贯彻中央关于进行环境保护的指示,宣传中央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定符合桂林特点的环保法规,出台相应的措施,以推动整个环境保护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些法规,既包括全国性的法律,如1979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又包括桂林市自行制定的地方性规定。据统计,从1973年桂林被宣布为对外开放旅游城市,至1990年,桂林先后制定和实施了20多个地方环境保护规定、办法和通知。从1973年9月开始,桂林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对今后所有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企业,其防止和治理污染的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就是环保工作中著名的“三同时”政策。它贯彻的是中央对环保工作制定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措施在当时由于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到了1985年,市环境保护局正式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既可对全市范围大小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治污计划了然于胸,又能对所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环保设施和治污计划执行情况跟踪检查,同时还能对企业治污设备完工状况进行监测验收。从1981—1990年,经市环保部门审批的“三同时”建设项目总投资达22.82亿元,有1717项。在“七五”期间,所有的大中小型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和人文风景保护敏感的建设项目,完全是按照“三同时”的要求建设施工的。这一制度基本做到市环保部门对企业从初建到发展的全程跟踪监控,保证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原则,有利于整个桂林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1982年和1984年,市环保工作部门先后编制了《桂林市环境保护“六五”规划(草案)》和面向2000年的《桂林市环境保护规划》,这两项文件,为环保规划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后者成为以后十年内对桂林进行城市建设的环境保护法律性文件。从1985年开始,《桂林市环境保护“七五”计划》正式被纳入《桂林市经济发展“七五”计划》中,“七五”环保计划确定的环境目标,所依据的也就是国家对重点风景游览城市提出的环境要求。根据该环境保护计划,1990年的目标是:漓江干流水质达到地面水水质二级标准;大气环境质量,主要风景游览区达到一级标准,其余区域达到二级标准;主要交通干道的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不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70%的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国家标准。上述计划的颁布实施表明:桂林上至领导班子,下至平民百姓,已充分认识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是推进整个桂林市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第二,桂林市区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在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规出台之后,桂林市的环境部门与全市人民一道,对桂林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进行了治理。 水污染是桂林环境污染的主要方面,桂林市的水污染源主要包括工业生产用水和生活废水污染,前者较后者的污染范围广,造成危$大。解放后,桂林市工业逐步发展,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据市工业污染源调査及环境统计:1970年为3671万吨、1985年为3926万吨、1988年为3611万吨、1990年为3683万吨。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生物需氧量、石油类、酚、氰等污染物直接造成了桂林水质的污染。无论是对工业生产废水还是居民生活废水,桂林环境部门都采取了积极措施进行治理。在治理工业废水的过程中,桂林市所采取的措施除了上文提到的出重拳关闭一部分化工、冶炼等企业之外,还要求所有企业都投资兴建配套的废水处理设施。至1987年,桂林市制线厂、染织厂、织锦厂、针织厂等8个厂家共投资312.34万元,建成了废水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为15600吨/日,1990年纺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359.43万吨,印染废水处理率达100%。从1982年开始,桂林市撤销21个电镀生产厂点,其余的电镀生产厂家着重按环境保护要求,建造废水处理设施。到1991年11月,全市有85%的电镀厂点建有处理废水设施共有51套,设备运转完好率达89.6%。1979年曾被迫关闭的桂林造纸厂制浆车间,在1980>年和1982年共投资19.09万元,先后建成了斜柝沉淀和射流气浮两套设施处理废纸废水,前者年纯收益为3.99万元,射流气浮年纯收益8.79万元,实现了治污与生产共同进步的良好愿望。1985年时,废水年排放量280万吨、污染物质年排放量为3470吨的味精厂,先后投资700万元建成废水提取饲料酵母设施一套,1992年就从废水中提取酵母422吨,产值达101.3万元。利润为16.9万元。而且经过上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还可以循环使用,既节约了能源,又净化了环境。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从1976—1989年,桂林市先后投资4500万元在南郊上窑、北郊北冲和东郊七里~店建设了3个污水净化厂,设计处理能力总计达7.85万吨/日,它们的运行,使1990年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率达到47.1%。医院是桂林市生活污水的主要来源,到1990年时,全市11家医院中,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有8家,总投资达153.6万元。其中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桂林地区人民医院(今博爱医院)、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市中医院等8家医院的污水,均被纳人城市污水净化厂作终端处理。工业锅炉排放的烟尘是污染桂林明净天空的罪魁祸首。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市只有少数锅炉有除尘设施,至1979年末,全市200多台蒸发量1吨/时及1吨/时以上的锅炉,采取消烟除尘的不到30%。锁厂、制药厂以及长海机器厂等企业的锅炉排放出来的废气,使整个市区一度出现浓烟滚滚、气味呛人的局面。1980年5月,全市开展了锅炉消烟除尘大会战,当时被列入马上改造计划的锅炉有60台,到1981年初,这60台锅炉全部按要求改造完毕,初步控制了大气环境的污染。在此基础上,桂林市环保部门继续对全市的大小锅炉进行整治。到1990年末,蒸发量1吨/时及1吨/时以上的锅炉共406台,经改造治理及有除尘设施的302台,占74.4%。与此同时,市环保部门还对水泥厂、滑石厂等企业排放的粉尘、机动车排放的尾气等污染源进行了综合治理。另外,还推广燃烧型煤,改烧散煤的旧灶为烧型煤的节能灶;扩大液化气源,增加液化石油气用户。通过上述的措施,桂林市从根本上解决了为害市民及广大游客多年的大气污染问题。 对生存环境的保护,自然离不开对周围环境的美化。把整个桂林建设成为花园般的胜地是桂林人不懈的追求。1984年7月,桂林市园林局改为园林管理处,1986年4月,又恢复了桂林市园林局。它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负责全市的绿化美化工作。在各级部门的领导下,桂林市人民积极投入到绿化美化工作中去。从1980—1990年,每年都有大批群众和共青团员进行义务绿化美化活动,先后在穿山种树10万多株,牯牛山植树4000多株、净瓶山路植树3400多株、在灵剑溪桂花林植树4万多株。从1985年至1994年,市园林局完成了南门桥小游园、瓦窑路口小游园、铁路西小游园、桂湖沿岸小绿地、小东江沿岸小绿地等近20个小游园、小绿地的绿化工作,总投资达659.7万元,绿化面积达134764平方米。这些绿化区域,用草坪、花圃、喷泉、雕像,把现代化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与都市人追求生活中的那份闲情逸趣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丰富了都市的文化景观,而且点缀了本来就是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出的桂林山水,成为桂林人民建设国际旅游名城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第三,保护母亲河——漓江的努力。被誉为百里画廊的漓江不仅是桂林人民的母亲河,桂林旅游的黄金水道,同时也是中国大地上一颗摧燦的明珠。为了保护这一大自然的奇景,国务院及桂林市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专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7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桂林,看到

  • 城市发展性质的确定

    在桂林社会大改革的同时,桂林城市发展的性质也有了较明确的结论,这也是桂林市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 50年代关于城市发展性质的两次规划,将桂林定性为工业生产城市。这一思路,深受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热潮的影响,对桂林这一特定区域的情况、自身优势考虑不多。而在生活水平很低的年代,人们缺乏旅游休闲娱乐的条件与热情,也制约了对桂林城市特色和地方风格的认识。经历50、60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人们在发展的问题上少了几分狂热,多了几分理智。在反思桂林的发展建设,总结桂林发展经验的时候,多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内容。 1964年,桂林市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对外开放城市。时值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中国即将迎来新的一轮建设高潮之际,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等人的关心下,桂林市组成了包括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陈亮等人在内的桂林规划设计领导工作小组,具体领导中南工程管理局、自治区建工局和市城建局,重新对桂林市进行定性规划工作,这次规划的结果把城市性质定为住宿舒适、交通方便、服务设施完善、市容整洁、环境卫生、风景优美,轻工业、手工业发达的中国式的风景游览城市;规划期限17年(1%4—1980年);规划范围以桂林市为中心,包括北到兴安,南至阳朔,西至龙胜,东至海洋的大桂林风景游览区;规划在市区和市郊确定37座名山为风景点,划分8个景区,并以水、陆游览路线联接;增建旅游宾馆及配套服务设施,构成完整的风景游览系统。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30万人以内;主次干道宽度分别改为34米、20米、16米。这次规划,在桂林城市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将城市性质定为风景游览城市,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以桂林为中心,包括兴安、阳朔、龙胜、海洋等众多景色别致、民族风情独具特色的大桂林旅游区的概念,这一想法,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改革开放时期桂林旅游的发展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此次规划,完成了包括《城市规划基础资料》、《桂林市风景绿化规划》、《全市河湖系统规划图》、《桂林市风景点绿化规划图》等在内的资料收集和图纸编绘工作。这些工作,是在I960年规划基础上对风景区和游览路线的进一步具体化,在桂林旅游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 但是,1964年所进行的极富远见和建设性的规划,在“文革”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反而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横加否定。桂林旅游业的发展,犹如一颗落在贫瘠土$里的种子,难以获得其生根发芽所需要的养料。1969年开始进行的“三线”建设,桂林的重工业进一步加强。在这期间,不少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设址在景色秀美的山洞、远郊地区。尽管生产得到了一些发展,却破坏了桂林天然盆景般的自然风光,严重污染了全市的大气、水质和环境,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桂林市混乱无序的发展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后果,引发了市民的普遍不满。1970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规划、城建等部门参加的桂林市总体规划工作组,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工作组经过几年的努力,拿出了一个规划方案,1973年上报自治区获准通过。这次规划,将桂林市自身的发展性质确定为:风景优美,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风景城市。从这一定性中可以看到,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桂林的城市定位仍不明确。追求“大而全”,希望使整个城市获得全方位的快速发展。思路的初衷虽好,但并不切合实际,并且,在片面强调“全方位”“多功能”的同时,恰恰忽视乃至抹杀了桂林特有的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就在这份规划完成的时候,国务院宣布桂林市对外开放旅游。桂林市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评。随着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总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1975年,桂林市在国家建委和自治区建委的指导下,再次修订了《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将城市性质确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1月至1977年1月,市政府在花桥展览厅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总体规划展览,并多方征集国内外有关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发展工业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对桂林而言,“左”倾思想的影响依旧存在,“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英赶美”的狂热依然未散,相较于悠闲自得的旅游业更具吸引力,而且,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很可能就意味着失去千载难逢的工业发展机遇。然而,对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桂林市而言,强调工业发展,尤其是占地广、污染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自然景观的破坏,而且,自1973年以后,桂林已成为国内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第四大旅游城市,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忽略桂林这方面的优势同样也是不明智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桂林的发展,多次督促桂林市委和市政府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尽早确定桂林的城市发展方向,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震、谷牧为此作了专门指示。197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桂林市的性质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2年2月15日,国务院公布桂林等24个城市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8日,漓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桂林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不断得到重视。从1979年7月起,市规划部门对桂林的城市规划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分析,这次规划,突出了风景游览城市一个中心和山水甲天下与历史文化名城两个特点。在以后的6年时间里,经过自治区、国家建设部以及国务院的层层审批,加上广大国内专家的论证,1985年10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这一总体规划,这也是桂林市第一部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桂林城市总体规划》中,桂林城市的性质明确定为“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为实现上述规划,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案:全面开发利用2000余平方公里的大桂林山水风景资源,到20世纪90年代末建成芦笛、尧山2个风景区,桂海、奇峰、龙泉3个风景保护区,七星、王城、雁山、象山、穿山、南溪山、訾洲、江洲、西山、狮子岩、桂湖、鲁湖、榕山、滨江14个公园,榕杉湖、叠彩山、伏波山、宝积山、九华山、虞山、骑马山、中隐山、琴谭岩、甑皮岩、朝阳山11个风景点,滨江路,翊武路、桃花江路、尧山路、朝阳路、月牙路6条游览道。在漓江沿岸建设竹江、草坪、杨堤、兴坪等沿江游览点、游览道和码头,新辟草坪冠岩、兴坪莲花洞等景观,着手建设杨堤一兴坪、竹江一杨堤两段顺、逆水游览路线,并采取措施保证漓江全年流量,美化漓江景色,恢复水源林。城市布局方面,要改变东西短、南北长的带状城市形态;在市内增建漓江路和西环路等主干道,并新建漓江桥、虞山桥等桥梁,形成为旅游和市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环形交通干道网;对外公路则绕开老城区和市内游览区,建设北接乌石街,南衔良丰的公路,过境货运铁路则改为取道芦笛岩景区西侧。对旧城的改造,近期主要从改造自由路、翊武路、南环路、中山中路和解放路等主干道和游览路着手,城市各项建筑必须遵循小巧通透、不遮挡风景原则,宜低不宜高,不宜体大横长,应具有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对建筑实行非建筑区、低层区、允许高层区、一般建筑区四个级别,进行严格控制。工业结构则依据城市主体功能进行了调整,主要发展以轻纺、电子、家用电器、精密仪表、食品、服装、工艺美术、旅游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从上述的规划思路,%们可以看到,中央和桂林的领导部门不但明确把旅游业作为桂林的支柱产业,而且也考虑到了千百年来在桂林大地上积淀下来的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历史文化的保存与开发视为推动桂林社会发展的“重头戏”。这一定性,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的、仅仅关注到桂林优美自然风景的窠臼。事实上,正是桂林所蕴含的厚重历史文化给这里的山水增添了迷人的色彩,从而使桂林在国内乃至世界上的旅游城市中卓而不群。从这一意义上说,将历史文化和风景游览视为开拓桂林旅游业新时代的两大法宝,无疑是极具慧眼的。独特的风景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桂林迈向新时期的战略资源,而工业调整中利用自身的科技和教育力量,发展交流广、污染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成为依托这一战略优势的明智选择。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反映出桂林人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大进步,是未来桂林发展的重要基石。 1985年,国务院在对桂林的城市性质和发展前景的规划进行批复,特别强调“桂林市是我国重点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建设都要与这一性质相适应,都要按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这就为桂林的城市规划、建筑和管理指明了方向。1986年8月,市规划局恢复以后,直接对各项建筑进行了具体的规划管理。1986年规划、1987年实施的西城路、文明路街坊区,以条式与点式结合、中西风格结合,引景人街的方式获得国家建设部三等奖。1989年建成的中山南路地下商业街,1991年获自治区规划设计二等奖。在具体的风景旅游建筑中,同样遵循风景建筑与自然景观统一的原则,注意“依形就势,顺其自然,锦上添花,相得益彰”,力求人工建筑作品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不留斧凿痕”、“构图随自然风韵,空间涵山水真情”,同时注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反映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设的云峰寺,既具有古建筑朴实典雅的风格,又不失作为旅游展厅的功能,1986年获自治区优秀设计二等奖,市优秀设计一等奖;位于叠彩山公园内明月峰和于越山之间的叠彩琼楼,集唐宋风格和桂北民间建筑特点于一身,在高阁、亭廊、层楼、水榭间配以诗文、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与自然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整个自然景观平添了几分古朴,几分灵气,从而获得了1990年市优秀设计三等奖。这些建筑规划秉承的宗旨,就是为桂林风景游览与历史文化名城增辉。事实证明,这一作法是符合桂林城市发展方向的。

  • 做大做强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后的桂林,不仅热情地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同时也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从1982年开始,桂林不断向海外派出友好访问团,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科技、文教等方面的探讨和交流,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桂林旅游环境的宣传,力图拓宽交流范围,推动桂林社会的进步。从1982年至1990年,桂林市出国、出境访问团(组)共490批,1690人(不含通过友好城市渠道出访的团体和人员)。其中,友好访问的45批,152人;参加经贸洽谈的66批,260人;学习科技的183批,778人;旅游管理的136批,366人;城市建设的7批,27人;进行文化、体育、医疗:&生交流的31批,70人;参展的22批,37人。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桂林市对外开放的内容与形式也在不断增多。其中城市间的友好交往独具特色,它对于带动桂林市的全面对外开放,让世界进一步认识桂林,具有重要的意义。 桂林市对外结交友好城市的工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79年5月9日,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期间,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向日本的熊本市表达了桂林市愿意与之结成友好城市的愿望。这一倡议获得了日本方面的积极响应,时任熊本市市长的星子敏雄立即请广西区外办主任李国勤、桂林市规划局陈峰等带回他的亲笔信,表示双方应迅速择期商议结交事宜。1979年7月30日至8月2日,由熊本市副市长本田哲郎和副议长上妻重藏,率领熊本市先遣团一行12人到达桂林,就双方结交为友好城市的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1979年10月1日,以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梁成业为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江景河为顾问,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崔金才为副团长的桂林市友好代表团,应邀出访日本熊本市,与熊本市市长星子敏雄在该市市民会馆签订了双方结为友好城市的《议定书》,双方首先肯定:结为友好城市的前提是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和基本原则,认定双方“在结为友好城市的新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两市的友好往来,进行经济、科学技术、城市建设、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两市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作出贡献。 1979年4月,我国外交部向桂林市传达了新西兰黑斯廷斯市市长奥康纳、新西兰工业研究部植物疾病局唐?麦肯齐博士提出的与桂林结为友好城市的建议。1980年9月,时任黑斯廷市市长的奥康纳先生一行5人,桂林就结交事宜与桂林方面达成了一致。1981年3月4日,以梁山市长为代表的桂林市友好访问团,在黑斯廷斯市与奥康纳市长签署了两市结为友好城市的《议定书》。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具有高电子和航空工业水平,并且以旅游业出名。1985年,正在朝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努力的桂林市,为了推动本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于1986年5月14日,以桂林市长郑义和奥兰多市市长比尔?弗雷德里克为代表正式签署了两市结成友好城市的《议定书》。 与友好城市的互相交流,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动了桂林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市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具有积极意义。1989年9月28日至10月2日,桂林市友好代表团前往熊本市,参加“中国桂林物产展”和“桂林历史文化展”开幕式。这次展览共展出具有桂林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和土特产品56个品种,在短短6天中销售收入就达70多万日元。同年11月5日,熊本市市长田尻靖干等人前来回访,出席了纪念两市结为友好城市10周年纪念碑揭幕式和图片展开幕式。自1981年10月由熊本市各界人士组成的“熊本市民友好之翼访问团”144人访问桂林开始,每年该市都要派出上百人的代表团,广泛接触桂林各阶层人士,进行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友谊。1990年10月1日,由熊本市捐款5800万日元与桂林合资兴建的“桂林一熊本友谊馆”在西山落成,成为两地人民友谊的重要结晶。从1991一1995年,桂林市与熊本市互派访问团达85批,民间交往达72批上千人次。1993年开始,两市老人参加的“中日友好健康马拉松活动”,连续3年在桂林进行。从1981年开始,熊本高中生每年暑假都要与桂林市高中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1992年10\月10日,在熊本市植物园里,又建立了“桂林一熊本友谊亭”,这座由桂林市设计、熊本市施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友谊亭,成为两市人民友谊的又一标志。桂林与熊本20多年的友好交往,为广大桂林人民了解日本,日本人了解桂林这座秀丽的城市,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双方的深人交流与相互理解,对桂林旅游业在日本拓展业务,组织客源,扩大市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美国奥兰多市的友谊,不但经历了顺利发展的时期,而且共同渡过了艰难的岁月。1989年,受政治风波的影响,一些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城市中止了相互间的交往,桂林与奥兰多市的友谊面临着考验。就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的奥兰多人民给桂林人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传真:困难时候,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吩咐。这片言只字,表达了两市人民深厚的情谊。1989年8月24日至9月12日,以副市长吴欣夫为团长的桂林市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美国,与奥兰多有关方面商谈友好交流的事宜。1990年4月5—8日,奥兰多市市长比尔?弗雷德里克偕夫人对桂林进行回访,双方市长在七星公园共栽友谊树。这是两市人民世代共好的常青之树。1994年,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举行,奥兰多是赛事主办地之一,新任市长胡德女士在主办足球赛的过程中,不但让大家了解了自己的家园,而且让许多 人知道了同样以旅游业闻名于世的桂林。 此外,桂林还与日本取手市、加古川市、小松市、那霸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城市关系,仅在1997年,上述城市就有23批750多人次前来访问。1997年10月29日,<桂林市代理市长蔡永伦与韩国济州市市长高玫洙代表两市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桂林市同大韩民国济州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使济州市成为与桂林市缔结的第四个国际友好城市。 为了让桂林市的对外友好交往进人规范化的轨道,1984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桂林分会成立,不久就根据全国友协的改革,改称为桂林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其宗旨是增进桂林市与国外各界朋友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各种对外交流与合作。 对外友好关系的建立,推动了桂林吸引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1983年,熊本县天草慈惠医院院长永野义孝与桂林签署《协议书》,向桂林市无偿赠送包括头部CT扫描机在内价值2亿日元的医疗设备。1986年2月,桂林市市长郑义在接见日本“微笑堂”株式会社副董事长林瑞荣时,就合资兴建宾馆的问题进行了会谈;1986年5月,桂林市植物研究所与黑斯廷斯市就双方合作进行弥猴桃育种的研究达成了协议。从1979—1995年,国外友好城市和民间各界人士,向桂林市无偿捐赠各种物品、款项等,价值人民币总计达1740多万元。 在桂林与其他国家城市相互结交、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为桂林与世界交流默默奉献的人士。新西兰的唐?麦肯齐博士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新西兰科学工业研究部植物疾病局的专家,早在1979年就为其家乡黑斯廷斯市与桂林结为友好城市,孜孜不倦地工作。此后,他又不遗余力地往返于家乡和桂林市之间,为桂林市培养园艺人材,为两市开展教育、经贸、烹调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1988年7月4日,麦肯齐先生为迎接桂林市留学生,亲自开车前往机场,途中不幸因车祸身亡。这位为桂林和新西兰人民友谊建交、发展而献出毕生精力和生命的友好使者,赢得了桂林人民深切的尊重和爱戴。日本熊本县天草慈惠医院院长、桂林市荣誉市民永野义孝,也是一位致力于日中友好的知名人士。在1983年他向桂林市赠送的医疗诊断设备以后,1988年又向桂林市人民医院赠送全身CT扫描机,1989年9月,又无偿赠送一部日立牌全身X线电脑断层装置(CT一W400—10MS)。桂林市荣誉市民、日本圣道团祖师岩崎照皇,计划分15年向桂林捐赠15亿日元,以支持桂林市的城市建设和绿化工作。这些友好人士为桂林社会进步作出的努力,将永远铭刻在桂林人民的心中。

  • 桂林的对外交往

    自汉代以来,桂林逐步成为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点在宋代至民国时期逐渐得到加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桂林在广西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桂林市成为广西最早建立外事机构的城市之一,成为我国政府接待外国友人的一个旅游胜地,展示新中国发展成就的一个窗口。对外交往成为桂林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受西方敌对势力封锁的影响,我国外交呈现出“一边倒”的特点,苏联、东欧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国交往的主要对象。自1957—1964年,桂林市共接待来自上述国家与地区的客人245批1278人。当时来桂的外国客人主要是国家公费邀请的各国外交人员、专家和留学生。例如:1957年,有200名外国游客到桂林游览,其中苏联游客87名。1959年上半年,到桂林的外国游客共150人次,其中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的专家学者有25批95人次,专业考察团5批13人次,自费参观旅游者7批11人次。1970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地方艺术团访问游览桂林、阳朔,先后共8批72人次。上述外来人员到桂林旅游,属于外事接待型,不讲求经济效益。尽管如此,踏上桂林土地的外国客人无一不被这里秀美的景色所折服。 1961年5月15日,越南主席胡志明抵达桂林访问。访问期间,贵宾们游览了叠彩山、七星岩等地。在阳朔,胡志明登上望江楼,眺望阳朔山水,触景生情,用中文写下了“阳朔风景好”5个大字和“桂林山水甲天下,如诗中画画中诗。山中樵夫唱,江上客船归”的诗句。 1963年2月23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下到达桂林市参观访问。访问期间,贵宾们游览了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芦笛岩,乘船观赏漓江风光,并乘车到近郊穿山公社参观,向公社赠送了柬埔寨“银鼎”。亲王对陈毅副总理说:“我游览过世界各地名胜,无一处可与桂林相比。” 20世纪50—70年代,桂林除了接待外宾的参观访问之外,还作为中国支援越南反抗法国、美国侵略的大后方,为越南教育事业以及伤员的医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教育方面,20世纪中叶,在越南抗法战争进人极其艰难的阶段,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为了培养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后备人才,请求中国在南方各省成立各类培训学校,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当时在桂林创办的援越学校主要包括: 第一,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是越南在广西南宁、桂林开办的学校总称。1951年7月,育才学校于甲山(今天桂林市三中)办学,收越南干部子弟及烈士子弟入学。学校的办学方针、教学大纲及校内的规章制度均由越南教育部制定,学校行政领导和各科教师亦由越南派人担任,学校所有活动由越方自主安排。中国派出工作组,担任咨询顾问工作,同时,负责学校的后勤、医护工作,上述中方工作人员最多时达86人。学校一切费用开支,全部由中方负责。1954年,学校迁南宁与南宁育才学校合并,腾出校舍给江西庐山迁来的越南子弟学校(越方称之为庐山一桂林少年儿童学校)办学,仍称桂林育才学校,分设初中、小学两部分,共有学生700人。1956年,两国在北京签订《关于越南在中国设立学校的议定书》,规定学校的有关事务委托广西省教育厅协助办理。1957年3月起,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育才学校的有关工作由省教育厅办理,共青团省委协助,由中共广西省委文教部领导。同年10月,奉越共中央指示,桂林育才学校800人搬迁回国,校产交还中方。 第二,中国语文专修学校。 由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中国语文专修班,于1953年9月在桂林市叠彩路成立。1954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通知改名为中国语文专修学校,调原中共广西大学支部书记陈亮任副校长。办校初期,学校教职T.由京津调来中学教员4人,小学教员5人;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来13人,由中央机关派来5人,其余人员在广西大学、广西人民革命大学、省政府、广西艺术专科学校、桂林市和柳州市抽调。 学校的任务是使越南学生在一年内,掌握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提高阅读中文和会话的能力,然后按越南政府的计划,转人中国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学生由越南选派入学,学校所需经费由中国高等教育部拨给。1953年,在校学生257人,1954年6月,接收第二期学生100人。同年9月又接收学生114人,其中越南学生100人,朝鲜学生14人。教研室增设物理小组和化学小组。1955年秋季? 继续接收越南学生133人,教员增至39人。1956年,在校学生354人。1957年9月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指示停办,撤销该校建制。 第三,“九.二”学校。 1966年12月18日,中越两国教育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几所学校迁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帮助越南在桂林市郊开办阮文追学校、越南南方普通学校、越南南方民族学校、越南南方儿童学校等4所学校。因越南国庆为9月2日,故学校总称为“九.二”学校。与其他援越学校一样,“九.二”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都在中国政府给越南政府的无偿援助款项内支付,借用校舍的修缮费以及临时用房搭建费,由中方负责。根据《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将4所学校由中国桂林迁回越南的会谈纪要》记载:从1967年1月第一,批越南学生到达桂林开始至1975年8月最后一批越南的师生9%人离开桂林。 先后来桂师生5186人。上述援越学校为越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如庐山一桂林越南少年儿童学校所培养的1039名学生当中,90%大学毕业。其中教授、副教授32名,院士、博士61名,优秀教师5名,优秀药师3名,人民艺术家2名,劳动英雄1名,获胡志明奖赏1名,将级军官3名,国会人民代表8名,包括陈庭欢、武国雄等人在内的中央委员3名,政治局委员1名,部长、副部长以及中央各部委正副主任16名,另有19名学生荣立战功,成为在抗美救国和尽国际义务的各个战场上作出英勇牺牲的烈士。越南人民把毕业于庐山一桂林越南少年儿童学校的学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视为奇迹,当年毕业于该学校的学生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在桂林受到的良好教育,他们把自己在桂林期间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各种能力骄傲地称之为“桂林质素”或“桂林气k”。 越南政府和人民一直十分感谢桂林人民对越南学生培养的卓越贡献。1975年7月,由越南教育部副部长胡竹率领的越南教育部代表团访问南宁和桂林。越南代表团对广西和桂林市给予“九.二”学校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向“九.二”学校中方联络办公室授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二级战斗红旗勋章”一枚。胡竹说:“8年多来共有5000名越南师生,先后到桂林‘九.二’学校学习和工作。这些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5000人就象五千把火炬,照亮了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友谊之心。”2003年8月25日,越南少年学校成立50周年时,越南政府通过了由国家主席签署的决定,授予桂林市友谊勋章,以表彰桂林市“在越南抗战期间,为帮助越南培养革命干部子弟和学校的基本建设,为增强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作出积极而巨大的贡献”。当时越中友协还邀请广西自治区政府、广西桂林市政府以及当年在越南少年学校工作过的中国工作人员三个代表团赴河内参加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当年毕业于该学校的越南国家主席助理范国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庭欢等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当年中国人民为越南革命建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陈庭欢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使我们感到如同自己的故乡的亲近。感谢庐山一桂林越南少年儿童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情真意切地把我们教育培养成人。我们保证,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越南的事业,为越中睦邻友好万古长青永远牢固而更加努力奋斗,做一个继续保持紧密团结的无愧于庐山一桂林越南少年儿童学校的学生。” 份员医治方面,进人60年代末,越南抗美战争爆发,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1967年,中国政府在桂林兴建了一所拥有600床位的南溪山医院,收治越南伤病员。南溪山医院越方工作组即是越方派往该院的管理机构。组长丁青位:副组长阮克士,工作人员有诚光勇、唐文铱、阮明德、阮碧红等。 1969年3月26日,第一批病人共47人入院治疗,到1975年12月,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1975年9月,越南政府提出结束该院工作,中国政府表示同意。12月18日,越方最后一批病员出院,越方工作组即行撤销。 对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越南政府十分感激。多次派领导人前来桂林表示感谢。例如:1974年4月,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受越南国会的委托专程到桂林授予南溪山医院“一级抗战勋章”。吴大使高度赞扬医院的工作调度并表示感谢。他说:“5年来,医院收治了近3600名越南伤病员,已有3100多人痊愈出院回国。他们帮助越南干部恢复健康,这是对越南宝贵援助中最宝贵的。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政府,向为恢复越南伤病员健康作出卓越贡献的南溪山医院全体干部职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对于桂林人民所体现出来的深情厚谊,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赞叹。1975年9月27—28日,以黎笋为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黎笋在参观南溪山医院时发表即席讲话,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像越中两国这样的在几十年内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从不间断的友谊,这是友谊关系中的典范,这不仅是办一个医院、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两个民族间亲密关系的体现。” 可以说,冷战时期,桂林人民为越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做出的无私奉献,成为根植于两国人民心底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在1991年中越关系复苏后,这份精神财富已经成为中越两国人民提高政治互信、加强文化认同、扩大经贸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今

  •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来,桂林人民欢呼雀跃。10月24日,全市举行了隆重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桂林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文革”结束以后,认清“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完成全市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成为当时桂林城市发展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该任务的完成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大力批判“四人帮”,澄清思想政治路线的错误。由于“文革”十年的“左”倾错误根深蒂固,因而澄清思想政治路线错误的斗争出现了_回与曲折。从1976年10月开始,全市人民广泛进行了揭批“四人帮”分裂党中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不但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清查出一些与“四人帮”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逐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扰乱的思想理论。揭批运动结束后,转入到党内整风运动。然而,受中央“两个凡是”的影响,广西区委部分负责人错误地认为:广西在“文革”中始终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种思想认识使整党整风运动从开始就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受此影响,1977年7月,桂林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就提出“大打批资批修总体战”,解决桂林市所谓“长期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市委、市革命委员会中一些靠造反起家、顽固坚持派性思想的人,极力主张批判对“八二〇”行动持不同意见的干部。1977年8月16日,桂林市召开为期15天的科局长学习班,学习结束时,一个市委副书记作了《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捍卫和发展“八二〇”革命措施的胜利成果》的报告,会后又在全市范围内大搞政治排队和“讲清楚”运动,继续坚持“文革”当中的政治斗争、派性斗争。1978年6月,反对这种错误做法的市委书记郭鹏竟被广西区党委下文免职。这些错误和曲折表明:清除“左”倾流毒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真正彻底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仅仅通过揭批“四人帮”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只有更加深人地检讨、反省过去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错误,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第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粉碎“四人帮”革命集团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始终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左”的路线错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仅从理论上完全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而且从思想上深究了其错误的根源。此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广西,由于中共广西区委主要成员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H土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该社论经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发表。而且,“两个凡是’’源自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曰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指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个方针的实质是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它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的“左”倾思想的错误坚持,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迟迟没有开展。直到1978年8月9日,中共广西区委才委托广西社会科学院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同时由《广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年8月,桂林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和广西区党委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会的精神。在桂林市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倡导下,全市党员干部逐渐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0月,桂林市委召开组织了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吴秉元主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报告会,有近400名领导干部参加,同时印发学习资料达8500册之多。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桂林市党委根据中央下达的全党丁作重心转移的精神,大力帮助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转变思想。1979年3月14日至30日,市委在全市|传工作会议上重新确立了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学习经济理论和管理方法;抓好科技文化学习三个方面。3月份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人到分清是非的重要阶段,核心是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从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工作的重心转移,以及关于分清党性和派性的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不但澄清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党和政府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和混乱,而且从根本上消除了“左”倾思想流毒中表现出的“两个凡是”错误,直接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中各项政策的落实。 第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最终要通过组织政策上的行动才能落实。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根本上说,必须依靠具有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因此,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调动广大知识阶层的积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1978年5月,中共广西区委发出《关于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通知》,7月,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和广西区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精神。1982年3月建立了“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按12个步骤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要工作有:(一)处理涉及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据统计,自1982—1985年,市委和市政府共接待知识分子来访1850人次,处理来信1940件,受理申诉材料1156份,对符合政策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二)对历史上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给予补偿,清理“文革”期间被查抄的财物,物归原主的128人,作补偿顶退的166人,共补偿人民币25688.45元。退还“文革”期间被挤占的私房6户共27间,其中1户作价赔偿3000元。向“文革”期间被停、减、扣发工资的133人补发工资,共达199623.38元;(三)积极发展知识分子人党。到1988年,共发展3224名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比例由1976年的26%上升到1988年的66%。 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桂林市委、市政府开始落实党员干部政策,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进行昭雪。据统计,复查改正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624人,恢复公职的有314人,恢复党籍的有38人,改变处分的256人,未受处分恢复名誉14人,维持原结论的只有2人;复查平反“反右倾”运动中受错误批判干部48人,维持原结论的只有1人;对在“四清”运动中立案处理的干部166人,经复查平反97人,占58.4%,维持原议的为69人,占41.6%;对“文革”中立案处理的干部888人,经复查纠正有674人,占76%;同时补偿干部在历史上遭受的经济财产损失,向被查抄的干部609人清退财产折合人民币114534.34元,向被扣减工资的干部383人补发人民币总额为537417.95元。在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总共为20811人清理档案材料57597份,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有关文件规定,通过市委研究,解除了在历史上被控制使用的干部286名。知识分子政策与干部政策的落实,有利于桂林市新时期的发展。 第四,对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重新进行评判,对其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198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广西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认真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加快广西社会发展步伐。5月,桂林市委设立了桂林市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处遗办),着重核查“三种人”(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分子),落实“文化大革命”遗留案件的平反工作。“处遗”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中共桂林市委为此组织了1800多人,分成254个小组,分赴市内各基层单位,督促和帮助搞好“处遗”工作。至1985年,处遗办对“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査的1820名干部重新复查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平反了11333件冤假错案,占“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总数(不含阳朔、临桂县)98.35%。其中涉及县、处级干部123人,一般干部、职工8035人。按照党的政策,对历史老案进行复查纠正。到1985年底,中共桂林市委共复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外的历史老案1648件,其中平反纠正1632件,占99%,维持原结论的16件,占0.06%。另外,对全市307件涉及地下党、游击队的历史遗留案件进行复查处理。平反了1967—1968年市郊大埠公社所谓的107人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大冤案。同时,对解放前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人员落实了政策,对受到牵连而被错误审査处理的218名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和妥善安置,并在阳朔公园内建立一座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队临阳联队烈士墓,以示纪念。在全市范围内(含阳朔、临桂县)公开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共两江地下党支部”“两江民主青年社”“莫家祠堂案”等7个集团冤案以及因此受牵连的所有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1984年6月5日,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动员补课会,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桂林市“文革”中成立的两大派帮组织——“联指”和“4-22”其性质是反人民的,全市民众极为关注的1968年“八二〇”行动也被全面否定。桂林地、市委还作出决定,撤销了“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即“八二

  • 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桂林市文化事业繁荣的一个方面,表现在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硕果累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桂林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其他部门一样,曾一度受到冲击,各项工作陷于瘫痪。1978年,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正常工作后,明确了科委是市人民政府管理科技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1986年以后,进一步明确了科委的职能范围,包括贯彻党和政府科技政策法规,制定本市科技计划,对科技产品进行鉴定验收和评审奖励工作。从1978年开始,市科委即着手编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纲要。1985年,市科委结合桂林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了《桂林市“七五”科技发展规划》,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1987至1990年底,市政府和市科委共同编制了《桂林市1998年至2000年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总体规划》。通过这一系列规划和在规划过程中对桂林市科技人员、科研力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科技兴市”的战略,既考虑了利用桂林旅游城市地位便于与外界交流的优势,又考虑以自身的人才储备优势,无疑是明智的。 为顺利实施“科技兴市”计划,桂林市政府加大了科研的投入。从1986年起,市政府采取科研经费有偿使用、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为主的办法,拓宽了科研经费的筹集渠道。从1991年至1995年,科技经费总投人达2.54亿元,总共安排了533个项目。据《桂林市年鉴》的记载,1997年的科研项目和经费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997年,全年共下达科技项目129项,科技项目总投资1.39亿元,为历年来拨款最多的一年。 在大量资金投人的情况下,桂林市科技事业不断取得进步。首先,各级科研机关逐渐齐全,专业技术队伍阵容也日益扩大。1950年,桂林市各类技术人员只有130多人。经过40多年的培养,到1990年末,全市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1004人,其中市属单位43868人,国家部属、自治区属科研院所和单位3690人,高等院校3446人。在近3000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岩溶地质研究所的袁道先是当时在广西境内工作的唯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两县一郊所属33个乡镇还有农民技术员345人,民间畜牧兽医员581人,农民农机员345人。大量科研技术人才的存在为桂林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与技术的保障。相应地,桂林科技成果发展水涨船高。1957年时,桂林市科技成果登记在案的只有2项,到1985年就增加到60项。从1985年至1995年,市专利事务所共代理申请包括148项专利发明、463项实用新型发明和136项外观设计发明在内的747项专利。从1985年至1995年,桂林市共有18项发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奖,227项发明技术获得广西科技进步(成果)奖,成绩名列广西各地、市前茅。 在上述的科技成果中,不少成果产生于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它们对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可谓立竿见影。例如:1989年和1990年桂林钢化玻璃厂生产的3.5毫米平、弯钢化玻璃和区域钢化玻璃,均填补了国内空白,年创利税为110万美元,节汇100万美元。1992年至1994年市科研部门在农村推广的万亩农田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开发项目,使每亩增产稻谷86.2公斤,增加产值860.5元。就技术成果本身而言,也产生了相应的价值。从1989至1995年,桂林市共登记成交技术合同1000多项,累计成交额达14152.4万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桂林市社会科学的成就是从三个方面取得的,一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结合桂林实际情况,从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有关桂林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三是深入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和课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桂林的社会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4月,桂林市成立了第一个社会科学学会——桂林市教育学会,专门组织全市的教育研究,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此后,随着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市教育学会已经很难满足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合作的需要。为此,1985年12月16日,桂林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并公开出版发行《社会科学家》杂志,1992年10月改名为“桂V林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市社科联)。市社科联的成立,既有利于统一领导.协调各专门学会之间的工作,同时也为各个学会、各个学科之间共同研究问题,促进学术进步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探索,是社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前提。至1990年止,全市共建立了市级学会51个,市属研究机构5个,高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所(室)6个,到1995年,市级学会共有79个。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的社科工作者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当时的主要作品有:文学艺术方面《诗语和词话》、《文学概论新编》、《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等著作,哲学领域里《荀况天人系统哲学探索》、《生活与美学》、《庄子美学》,史学范围内《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台湾乙末战纪》、《天平天国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但要挖掘历史,还要紧密联系实际,从事对现实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课题研究。1989年由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桂林旅游发展前景研究》,就获得当年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而《桂林市旅游市场的分析治理整顿对策》,则对桂林旅游市场的现实问题和整顿措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此外,《桂林市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关于旅游城市若干特殊改策的建设》、《保护伏龙洲》、《“三乱”产生的原因及治理整顿对策》等一批研究成果,对桂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上层领导决策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桂林不仅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而且还是具有深厚人文景观的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桂林的社会发展前景,就要深人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研究,以挖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在内的多方面材料,推动社会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桂林市社会科学研究者全力从事壮族研究,完成了《壮族通史》的著述工作,获得了广西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桂林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壮族当代文学引论》、《壮族文学史》和《广西壮族文学》的发表,填补了广西壮族文学研究的空白。从80年代初开始,桂林社会科学工作者着力从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钟文典教授主编的《广西通史》分上、中、下三卷出版,成为第一部广西通史书籍。在1984年、1987年、1990年广西社科联主办的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中,桂林市分别占29项、30项、36项。1986年、1989年、1991年,分别有91项、106项、90项成果获桂林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是《桂林市志》的修纂。《桂林市志》是桂林市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全书记载了桂林市自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至20世纪90年代末2000余年的历史,全书分上、中、下三册,约400万字。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桂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市政府在市志编纂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1982年底,《桂林市志》编纂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编纂工作的正式启动,之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先后成\了四次编纂委员会,时任市长担任主任委员会,后几任市长还亲任主编,全市100余个单位上千人或全部、或部分地参与了编写,形成了众手成志的局面。1997年1月,《桂林市志》由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至此,历时十四载的修志工作划上了完满的句号。编纂委员会在编写过程中,为了凸显志书的科学性、全面性与客观性,同时充分反映桂林历史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在篇目框架设计上,既参照了全国各地志书的编写体例,同时,又单独设立了包括《山水志》、《旅游志》、《经济体制改革志》、《社会科学志》在内的分志,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全书与桂林市作为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相得益彰。《桂林市志》成为对全市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国情、市情教育以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成为教学、科研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资料库,成为中外人士认识桂林、研究桂林的向导。 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桂林文化城向纵深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包括全民健身运动在内的各项体育运动的开展。桂*林市政府首先加强了对体育事业的投资,以推动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人民群众从事体育锻炼和体育观摩活动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1970—1990年,桂林市体育经费累计投资达2728.96万元,其间,市政府投人基建的经费就达1714.72万元,超过了解放后前29年拨款的总和,建成总建筑面积达3.04万平方米的各种体育设施。到1995年,全市已经拥有包括体育馆、举重馆、射击场、网球场等在内的各类体育场地共1034块。这些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桂林人民从事体育锻炼和进行娱乐休闲运动创造了条件。1981年,桂林市恢复和成立了包括桂林市体育总会在内的21个体育#会,并以此为契机,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自1981年恢复体育总会开始,相继加入各种体育协会的会员达4万余人。群众喜闻乐见的龙舟比赛,自1985年6月22日首次举办以来,到1995年,已先后举办了9届,参赛龙舟队有130多个,有4000多名运动员参赛。1999年,还专门举行了国际龙舟赛。1993年,桂林市组队参加了广西首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第3名和金牌、银牌各2枚。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为专业运动员的培养奠定了基础,而竞技体育运动体制的完善,则为运动人才的出类拔萃提供了必要条件。到1990年末,全市5所业余体校共有专职教练员71名,其中高级教练6名,教练27名,助理教练33名。这些体育工作者在全新的历

  • 文化大革命在桂林

    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最初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直至“文革”结束,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6月至12月底,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桂林市开始出现大字报运动,开始出现派性分化,动乱局面逐步形成。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8日,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份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中共桂林市委决定首先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宣传、教育和文化部门。桂林各大专院校各派2名代表参加了中南地区的“文革”动员大会,回校后各自开始组织停课“闹革命”,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6月4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贴出了矛头直指院领导的大字报,自称为“造反派”,而另一批反击这种观点的学生则贴出了另一张大字报,并自称为“保守派”。从此,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14曰,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又贴出了直接攻击桂林市委的大字报《炮轰桂林市委》。为了加强对各大专院校的领导,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6月20日,广西区党委派桂林市副书记徐为楷和自治区党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等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进驻广西师范学院。7月2日,桂林市成立了以副书记徐为楷为组长,副市长苏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关尤励为副组长的桂林市“文化革命”小组。针对当时的混乱局势,市委还专门组织大批工农群众到该校参观“火烧工作队”“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区党委”等大字报,组织反击这些激烈的言论,希望能够制止整个形势向“左”的方向进一步恶化。但是,1966年8月中共中央《十六条》公布后,“红卫兵”和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各种“造反宣言”,批斗所谓“走资派”。8月5日,“文革”工作队被迫撤出广西师范学院,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何处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 8月17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来到桂林,无理要求批斗广西师范学院领导和桂林市领导人,自治区党委不同意,他们就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8月18日,广西区党委一位副书记来桂林,以犯所谓方向路线错误为由,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徐为楷市委副书记职务,任命刘竹溪为市委代理书记,王同连为市委副书记兼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同时撤消了进驻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该做法进一步削弱了桂林市党政部门在群众中的权威,学生团体之间、群众团体之间、干部群众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对立日趋失去控制,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随意揪斗学校领导、教师等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不少学生还把“革命”闹到社会上,他们和一些群众开始组织所谓的大串连、“破四旧”、“立四新”、游斗和遣送所谓“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等运动。8月下旬至9月初,群众中正式形成了“改组市委”和“保卫市委”两大派,这标志着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教育、文化界蔓延到社会。受两大派性对立斗争的影响,10月份,各机关、事业单位也纷纷组织“指挥部”、“战斗共青团”、“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到处揪斗、冲击党政机关。11月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桂林市逐渐深陷混乱的漩涡之中,生产和生活严重偏离其正常的发展轨道。 第二阶段,从1967年初至6月份。这一时期动乱进一步升级,桂林市各派群众组织掀起了全面夺权的狂潮,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受上海群众造反组织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影响,桂林全市卷入灾难性的内乱。1月12日,一个造反群众组织强行接管了桂林市广播站;1月23日,“造反大军”强行接管桂林日报社,并于次日将《桂林日报》改名为《新桂林日报》出版。1月24日,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发表所谓“第一号通令”,宣布由“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12个“造反”组织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并于当晚进驻市委、人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安局,非法夺取这些机关的党、政大权,随即在全市掀起了一场层层揪斗“走资派”的狂潮。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机构都遭到严重冲击,大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党员被强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的罪名,揪斗游街,进行批判、监管甚至处以徒刑等无情迫害。2月5日,参与夺权的几个群众组织选出代表,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夺取了市党、政、财、文大权,市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为了争权,“改组市委”和“保卫市委”两大派性斗争不断升级,从文斗发展到武斗,造成社会大动乱。 为了稳定大局,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下令人民解放军介人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展“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1967年2月,驻桂部队成立了支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2月8日,四十七军一四一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g林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进行军事管制;3月13曰,桂林市武装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陈秉德任主任,冯邦瑞和张永信任副主任。这一机构部分行使了市委、市人委的职权。3月,驻桂支左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对市公检法机关、邮电、广播、桂林日报社、银行等62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在当时极端混乱的形势下,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受“文化大革命”错误方针路线的影响,军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派性斗争当中,有些支左后来变成了支派,反而加深了本已严重的派性对立和本已复杂的派性矛盾。 第三个阶段,从1967年7月至1968年底,这一阶段属于全面内乱时期,整个桂林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全面升级,给全市的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7年4、5月间,桂林市的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就逐步卷人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桂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广西4.22桂林造反大军”,简称“4.22”)的争斗中。1967年8月10日,“4.22”成员夺取桂林驻军武器弹药;8月13日,“联指”成员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了不少停放在那里的援越武器。9月15日,“联指”与“4.22”两派部分成员在阳朔县白沙镇发生武斗,打死2人,时称“白沙事件”。由于两派分别占据了相当数量的援越军事物资,为防止事态恶化,1967年6月1日至9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先后7次会见了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敦促双方达成妥协。11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批示三个关于广西文革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议》《广西两派大联合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通知》,封存了两派的枪支。在中央的努力下,从1967年冬至1968年春,桂林市曾一度出现“文革”以来难得的平静局面,在支左解放军的协调下,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1968年2月18日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李家村举办学习班,3月5日,两大组织联合组成了“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4月14日,又成立了由68名委员组成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代表王斌任委员会主任。在成立发布的公告中,市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是桂林市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统归市革委会,全市无政府状态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是,派性组织表面上的联合,不等于实际分歧的消失,在派旗未倒,各组织犹存的情况下,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的大联合极不稳定。1968年春以后,两大派别斗争再度卷土重来,5月,两大派性组织轮番抢夺桂林驻军仓库中库存的大批武器枪支弹药,分别占据了市委、市人委和市中心地段以及东、南、西、北门的制高点,基本上形成了以阳桥为界的南北对峙的局面。造反组织各自为阵,堆沙包、筑工事,攻打对方据点。5月10日,市革命委员会一度试图重新收缴双方武器,但未成功,流血事件终在5月17日发生,请看下面的记载:“1%8年5仴17日凌晨三时左右,市造反大军下属个别组织,向桂林联指所占据点桂林百货站新建办公大楼(楼内约有150余人)发起进攻。经现场初步调査,发现用炸药将大楼炸开两个洞,一个约两平方公尺,一个约十一平方公尺。尚有一包重十二公斤的炸药在距大楼十七公尺处未炸。在这场事件中,桂林联指被打死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三人,进攻者被打死一人。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进攻者打信号弹撤退时,在桂林百货站办公大楼附近的仓库执行军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谭绍宏同志和伴送他的仓库保管员,徒手去观察情况,准备向上级报告情况,制止武斗,走至路灯照明下,被进攻者所设的埋伏打死。”上述事件说明:派性武斗局面并没有因为桂林市革命委员会的三令五申而得到有效控制。当时驻扎在桂剧院、东方红丝绸商店、红星印刷厂等据点的武斗分子都跃跃欲试。到6月上旬,桂林地区12个县的人武部奉命先后组织8000余名武装民兵,到市区参加所谓“桂林红色政权保卫战。”这实际上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普遍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罕见的、持续达两个多月的惨烈武斗。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共组织超过万余人参加了这场武斗,涉及面广,达12县1市。 可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桂林的混乱局面由大专院校的文斗发展到社会上的武斗,参与人员也逐渐扩大到工人、农民和广大市民。许多商店遭到抢劫、不少民房和机关工作大楼被毁,南北交通严重中断,国家财富被大量消耗,打、砸、抢盛行,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全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崩溃的边缘。 在桂林市各群众组织$斗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共中央觉察到了“文革”中的极“左”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重大破坏。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

  • 桂林工业建设的某些新进展

    “文革”十年的动乱,桂林市的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由于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坚持不懈地斗争和努力,再加上中央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对工业发展的重视,桂林市在“文革”期间在工业建设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对后来的桂林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这一时期桂林工业体系的建设被纳人了国家统一指令性计划之中,成为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国家投入成为推动桂林工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1969年,随着1967—1968年派性夺权和武斗暂告一段落,中共“九大”的召开以及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相继恢复,全国形势稍趋安定。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1970年2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的工业建设计划。中共中央作出建设“小三线”的决策。由于桂林在计划中被定为“小三线”地区,从而成为国家战略工业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之一。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以及许多部委纷纷到桂林市进行选点和规划建设工作,把一批重要的轻、重工业,军事工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与企业事业单位搬迁到桂林,或在桂林新建。 1%6年5月,中南地区机械工业调整规划会议在湖北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桂林市兴建一批机械、子工业企业,实际部署了机床工具、电子、电力电容器等三大行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桂林先后成立了二机床厂、三机床厂、四机床厂、桂林北磨床厂、量具厂、漓江机械厂、桂北磨床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电线厂、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光学仪器厂等20多个企业,并迅速建成投产。借助国家战略工业发展的东风,这些新兴的企业稳步发展。机械工业方面,到1969年,桂林市机械系统共生产各种金属切削机床2752台,水泵16735台,电动机26100千瓦、9452台,汽车配件价值达1148万元。到1978年,桂林市机械工业的企业个数达到99家,完成工业总产值16704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1.38%。桂林机床厂、齿轮厂、机械厂、电表厂、量具厂、橡胶机械厂、电力电容厂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的产品,如各种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汽车配件、仪器仪表设备等产品,成为桂林技术型产业的代表。从此,桂林市基本形成了包括机床工具制造、农业和通讯机械制造、橡胶机械制造、仪器仪表生产在内的比较齐全的机械工业体系。橡胶工业方面,60年代中期,中国橡胶工业总公司国防工办对全国橡胶工业的发展和布局作了统一的规划和调整,决定在桂林组建广西橡胶总厂,从东北、上海、广州等地内迁橡胶企业,拨出专款在桂林筹建工厂。此后,桂林相继成立了桂林乳胶厂、桂林橡胶制品厂、桂林橡胶机械厂以及桂林轮胎厂,到1969年底,上述各新建企业基本上都陆续建成投产。1967年5月,桂林橡胶制品厂试制出第一条自行车外胎,1969 “小三线”是指三线地区,当时中共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地位的不同,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 年4月,桂林轮胎厂试制出第一条汽车轮胎,1969年9月,桂林乳胶制品厂生产出第一条外胎、第一个彩色汽球。到70年代中期,桂林市不但结束了广西不能生产汽车轮胎的历史,而且实现了生产汽车胎、自行车内外胎、工业胶板、汽车和工业机械的橡胶产品等这些历史性的突破。与此同时,桂林的电子工业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从1966年2月开始,相继创办了桂林市无线电厂、市半导体厂、市无线电模具厂、市半导体材料厂、市无线电元件厂和以生产雷达等军工产品为主的长海机器厂。1969年,桂林市半导体厂又被列为国家半导体骨干厂之一,获国家600万元投资。1976年,电子工业部第三十四研究所也从成都搬迁至桂林。这些工业设施的新建、搬迁,极大改善了桂林工业的结构,提高了桂林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第二,这一时期建设的工业种类齐全、结构合理。工业建设项目不仅包括重工业和军工方面的项目,而且也包括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医药工业、工艺美术工业和食品工业。纺织工业方面,1965年,国家投资1600万元兴建桂林绢纺织厂,至1967年4月开始部分投产,1969年4月完全投产。投产当年,棉纺厂与絹纺织厂的工业产值就占桂林市工业产值的12.23%,占市纺织工业总产值的64%,占广西纺织工业产值的22.60%。医药工业方面,1969年,桂林市第二制药厂成功试产出广西第一个针剂产品-—注射用20万单位青霉素G钾针剂,结束了广西没有针剂生产的历史。1967年至1971年12月间兴建的第三制药厂,则是桂林成为广西唯一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厂家。上述每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桂林工业的格局,缓解了全市人民生活用品匮乏的矛盾,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自60代中期开始,桂林新发展的重工业、军工和轻工业企业,是在“文革”期间,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排除极“左”思想的干扰,辛勤努力获得的成果,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完工,为后来桂林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应该指出,在十年动乱中进行的这些工业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从而妨碍了自身应有作用的发挥。 首先,整个工业建设投资虽然增大,但效益却不高,建设速度快慢不均衡,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1976年与1966年相比,桂林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3.13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十年累计达35576.81万元,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累计投资总额16638.9万元的2.14倍,其中用于工业的投资占77.55%,可见,工业的投资无论在总量还是在比例上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但在十年内乱中,固定资产投资的64.42%用于生产性建设,这就造成了积累与消费的严重失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生产力发展缓慢。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时间的工业投资,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1970年由桂林轧钢厂和桂林铸造厂合并而成的桂林钢厂,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矿石和焦炭供应不足的问题,直到1974年才断断续续累计生产生铁5038吨,生产效率极低,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在“小三线”建设热潮中,许多行业利用闲置的厂房、设备办起了一批电子小厂,全市电子厂由原来的7家骤增至22家。这些电子厂虽然研制出了一些产品,但由于是草率建设,重复项目很多,产品单一,质量不高,效益也很低,从1972年开始就被迫进行调整和整顿。 其次,这批工业对桂林市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小三线”建设时期所发展的企业大都属于环境污染比较大的工业,这些企业出于安全的需要,基本上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划,加上当时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因此对桂林市环境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些著名的景点被工厂挤占;隆隆的噪声打破了昔日桂林的宁静;工厂排出的黑烟不仅笼罩了桂林明净的天空,而且使不少青山变秃变色;由车间厂房排出的污水使漓江的绿水发黑发臭,鱼儿不见踪影。197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桂林,看到污染如此严重,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如果不把环境保护好,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