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桂林地区就和中原有了交往。《墨子?节用》云：“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大戴礼记?少间篇》曰：“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尚书?尧典》也说:“申命羲叔宅南交。”这里所提到的“交趾”、“南交”，就是泛指包括今桂林在内的岭南及其以南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淮南子?修务训》也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这里所说的“苍梧之野”、“苍梧”，大约相当于今广西东部、东北部至湘南一带；“零陵”，即今桂林市全州县及湖南南部的宁远、永州一带；九嶷山在湘南宁远县东南。今桂林城郊漓江西岸的虞山，山下有庙宇称舜祠，山北有传说舜南巡时曾游过的澄潭，又称皇潭。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载：“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号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该书又载桂州城东有大山“隔大江与舜祠相望，遂名尧山”，又传说虞舜南巡以后，他的两个妃子南来寻找夫君，后闻舜帝驾崩，两人双双投江殉情。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建坟称“双女冢”。《桂林风土记》上说:“双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俗传舜妃寻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余丈，周回二里余。”上述这些远古传说，暗示着岭南桂林与中原文化交往的源远流长。
到了商周时期，桂林与中原的联系得到了一定的加强。《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南方各国向商王朝进贡物品的事，书中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襥、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鸛、短狗为献。”这里的“瓯”，即西瓯；“桂国”，即秦时的桂林郡。《旧唐书?地理志》云：“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为桂林郡也。”今桂林地大部秦时属桂林郡。这些史料暗示着先秦时期桂林一带的西瓯土著居民，与中原的商王朝有了一定的交往。《诗经?大雅》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说明周王朝也和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民族保持着联系。
如前所述，在考古材料方面，兴安县发现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铜卣、灌阳县出土的西周铜钟、铜戈，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相似，可能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
春秋战国时期，西瓯与邻近的楚地关系也很密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变法图强，曾经“南平百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的青铜“鄂君启节”铭文中，记载有鄂君的舟船通过湘水，南达于洮阳（今桂林市全州县境）。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载:桂州（今桂林市）“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楚越之交境”。这里的“越”即“西瓯”。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也说静江府（今桂林市）“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由于楚国与西瓯为邻，两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都相当密切。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则以楚境为通道，也和西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在恭城、平乐都发现了春秋战国时候的青铜文化遗址，其中平乐西瓯竖穴土坑墓大多在墓底设置腰坑，具有中原商朝和西周时期墓葬的特点，但是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墓葬“流行的腰坑已极罕见”，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瓯文化的影响速度是较为缓慢的，西瓯地区接受到的中原青铜文化已经是相对落后的青铜文化。西瓯墓地大多分布在南北纵向的河流附近，则说明了中原文化基本上是顺着河谷从北向南传入桂林的。桂林西瓯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和邻近的楚文化的影响，这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可以得到证明。以前述恭城县年代属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西瓯墓为例，该墓出土有鼎、尊、钟、剑、戈、钺、斧、凿等青铜器33件，其中的5件鼎，有三足细长外撇、另加提梁者的“越式”鼎，也有三蹄足附耳、饰蟠螭纹的中原地区常见的鼎。出土的两件尊，器型体圆，口作喇叭形，腹突出，矮圈足，器型与中原西周中期的尊极其相似，但纹饰却在尊口下，腹部装饰双蛇斗蛙纹，具有浓郁的西瓯的地方色彩。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双肩钺，长方銎首，折肩，宽弧刃或直刃，它和当地新石器时代流行的双肩石斧十分相似。虽然桂林一带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铸铜和铜矿遗址，但是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可以证明当时的西瓯族也许已经能利用残旧青铜器熔化后浇铸成新器了。
在铁器方面，与西瓯毗邻的楚国，至少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这从长沙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铜剑和铁器可以得到证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楚国已大量使用铁器于农业生产等方面。这一时期，西瓯也已开始陆续使用铁器。平乐银山岭西瓯墓地出土了多达181件的铁器，还有11件铜铁合制器，包括铁锄、铁刮刀、铁双肩钺等，其中锄占89件，而铁器中的凹字形侈口锄是典型的楚式铁制农具。这些铁器，可能是交换来的，也可能是由逃避战乱的中原人带入的。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汉书?南粤传》说吕后为了打击赵佗的南越政权，“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从这两则文献来看一直到西汉前期，岭南地区使用的铁器，还必须仰仗于中原地区。但西瓯的一些器物如铁刮刀、铁双肩钺等，在中原地区却很少见，说明战国时期，西瓯族可能已经能够采用废旧铁器铸造适合于本地生产的工具了。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恩格斯指出：“铁的使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或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战国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的青铜和铁制农具以及农业耕作技术的传人，当地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西瓯地区的制陶工艺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尤其是几何印纹陶的制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西瓯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此时西瓯地区陶器的制造，已从早期的用手捏制变成了轮制，陶器质地坚硬，器表更为光滑。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陶器360件，陶器的器型除纺轮外，有瓮、罐、瓿、壶、鼎、盒、杯、钵等。这些陶器陶质坚硬，火候较高，敲击之声音清脆，器表装饰水波纹、米字纹,具有地方特色。其中两件属于原始青瓷，一为表面有釉的印纹小陶杯，一为錾耳陶罐。其中小陶杯酷似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其特点是圆唇、深腹、平底，唇上有压印人字纹的装饰，器表施黄绿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由于中原文化的影响，西瓯的陶器制造业已从原来的无釉陶逐步发展为釉陶，制陶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