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凤，原名桂生，学名炳勋，字剑魂，广西桂林人，1902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桂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任支部干事会书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桂林县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书记（秘书）、代理宣传部长、《革命周刊》主编、桂林《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在桂林被捕牺牲。时年25岁。 自幼好学 忧国忧民 李征凤出生于1902年8月11日。父亲是位教书先生、前清秀才。祖上原籍湖北，清初迁徙到广西，后定居临桂县两江西岭村，世代业农。祖父是佃耕农，有七女二子；父亲因家庭劳力充足和祖父母勤劳善俭得以读书，虽发奋得为秀才，但科场并不顺利，后来在桂林县城以教大馆为业。李征凤兄弟姐妹共有十三人。因家口众多，生计维艰，李父除教馆之外，还常以作枪手（为人代考）和写写诗文得些酬金、笔润，勉力养家糊口。 李征凤幼时没有进过学堂，只读过几年私塾。十二岁时，他与哥哥<名人>李文钊</名人>一道考入临桂四乡中学校（该校原为私立，后并入府立桂林中学，即后来的省立第三中学校）。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因聪敏勤奋，品学兼优，常博得师长的称赞和同学的钦佩。李征凤在中学时期，有着多方面的爱好。他爱好文学，喜读古人诗词。“爱读苏东坡、陆放翁诸人诗，喜苏豪迈，敬陆爱国；尤慕岳武穆、石达开的为人。岳的《满江红》，石的题壁诗常诵不绝口”。历史上一些杰出诗人和民族英雄的高风亮节对李征凤有一定影响。他的诗作“热情洋溢，雄浑可爱”。他后来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与从前人身上汲取了关心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有关。他喜爱体育，除了每天早晚同李文钊一道练习“八段锦”和操举哑铃外，还自学了一套“达摩剑”，无论严冬酷署，舞练从不间断。他后来能以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作风从事繁忙紧张的革命工作，与他重视和坚持锻炼体魄密切相关。他喜爱音乐，善吹萧，常借音乐抒发情愫、陶冶情操。他“喜看书、喜围棋、好文章”，兴趣广泛，好学不懈。他后来在革命活动中之所以有较出色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与从少年时养成的素质也密切相关。 李征凤的中学时代，正处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国，国内政治舞台一片乌烟瘴气；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继续深陷在被列强凌辱的内忧外患加重的年代。出身清贫的李征凤，开始对社会进行观察，把从书本上得到的人生启示同现实生活道路的选择联系起来。还是中学生的李征凤，逐渐孕育着为改造社会献身革命的宏志。 在五四洪流中搏击 1916年，李征凤中学毕业。由于桂林没有适当的高级学校，而家境又无力让他去外省求学，他因此而辍学。一年后，设在桂林的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开办本科，李征凤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法律系第一期。在大学期间，他更加努力学习，也更加关心国事。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全面酝酿和蓬勃兴起。李征凤在这场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极大振奋。他以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并始终站在斗争前列。还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年）他就参加了桂林各校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桂林学生爱国会”这一校际组织，成为其中的活动积极分子。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消息传来，桂林学生奔走相告，情绪鼎沸；学生爱国会率先响应声援，也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桂林县城各大、中、小学学生纷纷举旗参加。法专的学生还以李征凤为首组成一支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广泛向市民宣传讲演。由于有北京学生作榜样，有学生爱国会作核心，桂林学生的反帝救国运动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持续高涨。6月3日以后，桂林也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工商界各业，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斗争。李征凤率领的宣传队，进入戏园宣传，得到艺人们和戏园老板的支持。他们每天到各戏园演讲，同观众一齐高呼反帝爱国口号，使娱乐的场所也充满高昂的爱国气氛。艺人们根据讲演内容编戏上演。法专学生还成立了剧团，在李征凤积极联系下，借慈善会舞台公演了以反对日本侵略和拯救中国危亡为主题的话剧《朝鲜亡国痛史》。这幕剧不仅现实意义深刻，同时也是桂林戏剧史上第一次公演的话剧。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后，桂林学生爱国会改组为桂林学生联合会（简称桂林学联）。在第一届学联选举中，李征凤作为法专学生代表当选为干事。在全民抵制仇货（日货）运动中，桂林学联与桂林商会商订好抵制办法，布置各校学生会组织检查队。李征凤是法专学生检查队领队之一，经常率领队员不避风雨，深夜到下关船舶入口处进行盘查，与其他学校的检查队协同配合，截获不少仇货，曾在王城当众焚毁过两批，群众拍手称快。 但是，学联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取缔日货中，有些奸商顽固反抗，他们藏匿日货拒绝检查。当时五洲药房和马永顺百货店两家大商店就曾唆使店伙同学生检查队发生冲突。马永顺老板还向法院诬告学生侵犯营业，企图寻求法律庇护。李征凤和学联其他领导人一道，组织各校学生，团结一致，齐集法院门前示威抗议，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迫使法院中止传讯学联负责人和不敢开庭，反而请学联代表入座谈判。在李征凤等学联代表义正辞严的揭露下，结果以马永顺向学联道歉，保证不再售“仇货”而结案。当学联号召各校学生开展各项活动时，也存在来自学生内部的阻力。在法专有以王公度为首的旁观主义派，他们不但不热心爱国运动，反而在旁冷嘲热讽，散布要专心读书，反对搞运动的消极言论。这种旁观主义，在年龄较大的同学中，颇有影响。李征凤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和法专进步同学一道，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不忘救国的观点。他在积极参加爱国活动的同时，丝毫也不丢弃学业，各科的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受旁观主义影响的同学。他还和李文钊一起发起组织法专校友会。通过校友会团结了许多学友参加到学联的活动中来。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桂林的新文化运动同全国一样，正在蓬勃兴起。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征凤也是一个奋力向前的勇士。当时桂林学联出版了《会刊》。李征凤极力支持桂林学联出版物《会刊》的出版工作。他勇敢地用新兴的白话文写诗、著文，向《会刊》投稿。由于李征凤和他的学友们共同努力，《会刊》成为在桂林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刊物，对推进桂林的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桂林学生队伍起了分化。在学联组织内部，激进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学联中趋向激进的同学，在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由激进学生骨干发起组织的“新中国学社”应运而生。李征凤是发起人之一。1921年秋，李征凤于法专毕业，他不及考虑其他谋业前途，毅然与李文钊、谢铁民、粟豁蒙、苏鸿基、黄成业、谢慧英、莫佩琼等数十名志同道合的学友，投入组建“新中国学社”（以下简称学社）的工作。学社社址设在县文庙（今榕湖北路湖滨饭店所在地）。学社一成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文庙前大牌坊上“德牟天地”和“道冠古今”八个字粉刷掉，改写上“新中国学社”五个大字。新中国学社以“结合同志，砥砺身心，研究学术，参加救国运动为主旨，以平等、博爱、互助、自由为信条；以吸烟、酗酒、赌博、宿娼为禁例”。学社冠以“新中国”，寄寓了社友们的憧憬和追求。学社创办了社刊（半月刊），介绍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发表社员的文艺作品。同时开办补习学校，设置文娱活动场所和图书阅览室，为知识青年补习各科文化课程，提供新的文化精神生活食粮。李征凤担任补习学校的国文和英文教师，主持社刊编辑。在学社，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一些名著，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以及曾风靡西方的各类思潮。但是，在此时，对于这些思想的辨识和选择，他和他的社友们都仍然是很朦胧的。学社的活动，反映了他们可贵的革命勇敢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认识上的模糊，显然带着乌托邦式的空想与幼稚。 1921年12月，孙中山率师北伐驻节桂林。李征凤和李文钊、<名人>谢铁民</名人>等以桂林学界团体代表身份参与迎接、守护工作。他们曾聆听了孙中山在桂林先后发表的阐释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学说的演说。他们为了取得这位伟人对新中国学社的支持与帮助，还曾谒见过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鼓励与教诲。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想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最好先从研究俄国革命起。我现在也正在研究这个伟大国家”。这次拜会，在李征凤探索革命真理途程中，有着重要影响。从此，他和社友们开始注意了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社成为广西知识青年中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团体。1922年秋后，李征凤和社友们“能经常读到中共主办的《向导》周刊”，以后又得到《新青年》、《人民周刊》等进步杂志。阅读到这些刊物中介绍马列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使李征凤思想深受启迪，眼界大为开阔。 1923年，新中国学社解散。同年冬，李征凤怀着追求革命真理和继续深造的抱负，离开桂林到北京求学。在北京，李征凤因学费不济，以旁听生附读于北京大学半年，复南下到上海。1924年夏进入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学习。在上大李征凤世界观发生了一次飞跃。这里，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出任总务长（校务长）实际负责学校工作；这里除开设与一般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之外，还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著名学者任职任教，如翟秋白、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陈望道、杨贤江、侯绍裘等；这里，学生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关注现实问题；这里还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这一环境下，李征凤直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受到共产主

散文集。当代文艺社1944年5月版，大道文化事业公司总经售。收散文30篇，均为作者在桂林所作；第一辑14篇，是对作者居住过的四川、北平、庐山、桂林等地的自然风光的描述，第二辑16篇，写作者生平交往中印象至为深刻的一些人物，其中大多是著名文化人，包括齐白石、泰戈尔、柳亚子、田汉、许地山、王梦白等。这些散文记载了人生感触和生活情趣，文笔朴实简明；第二辑具有文化史料价值。

茅盾（1896～1981-03-27），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文艺评论家，新文艺运动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原名沈雁冰，浙江桐乡人。1942年3月至12月在桂林，时间虽短，但创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约40余篇（部）5O余万字，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真实地再现了五四运动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小说出版后，在桂林引起轰动，巴金、田汉等盛赞这部小说是“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

原为《克敌半周刊》小报，1938年3月12日改为周刊，1938年11月26日终刊，共出38期。《克敌》改版的原因一是原半周刊虽出版迅速，内容富趣味性，但“本刊的立场并不与一般小报相同，一般小报侧重以趣闻吸引大众，甚至为博欢读者以求销路的扩增起见，不惜虚构新闻或以低级趣味性的趣闻小说刊载，而本刊是庄严的”。其二“本刊旨在宣传、甚需理论文，因采小报型则较长的文章往往为篇幅所限，不能登载，况理论文过短则不畅，文不畅则宣传之效不大”。该刊有短评、政论、战地通讯、小说、书评等栏目，大部分文章是针对抗战初期的国内外局势及人们存在的不正确认识而刊登的评论，基本上是致力于抗战救国宣传的，较有说服力。如《日本能征服中国么》、《谁是我们的敌人》、《我国不作捷克第二》、《避难是避不了的》等。文化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可取之作，如唐兆民的《战时儿童的精神食粮——为儿童节而写》，司马明的《政治与艺术》，哈庸凡的《战时的文化工作》，丽尼的《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等，还有欧阳予倩的《关于印刷改革》也有指导意义。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周振纲、哈庸凡、马君武、唐兆民、龙振济、徐德美、沛棠、袁石之、慧柏、谢举荣、吴彦文、欧阳予倩等。

1939年10月1日创刊，原为半月刊，自2卷起改为月刊，1942年7月停刊，共出30期。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抗战时代社编辑兼出版，周振纲主编，生活书店总经售。该刊是新桂系办的综合性刊物，宗旨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本着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正确的原则，有计划地按期登载各种有关于抗战的工作及广西建设的文字，以供从事于抗战工作及建设广西的人士参考。”该刊“形式上分评论、论著、通讯、文艺各栏；性质上则是研究的、建设的、批评的、介绍的和实践的……”撰稿人除新桂系要人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程思远等外，有不少是进步文化人和学者专家作家，如胡愈之、张铁生、张志让、陈此生、范长江、千家驹、李四光、周钢鸣、孟超、陈迩冬、韩北屏、黄药眠、王皓明、王文彬、黄新波等。该刊每期均以较大篇幅发表评介欧洲反法西斯战局和我国抗战中的军事、政治局势等文章，宣传抗战救国；还结合广西实际情况，由专家学者著文探讨广西经济、生产建设诸问题，对促进广西建设有一定作用；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方面也有不少好作品。该刊的1卷5期为“保卫西南工作者特辑”，1卷6、7期为“抗战第四年特辑”，2卷3期为“钟毅将军殉国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