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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明代青花梅瓶

桂林明代青花梅瓶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及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已受人们喜爱，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其造型各时期略不同，但大致不离短颈小口，丰肩圆腹，敛腰窄胫等基本特征。宋代时因体形细长而称“经瓶”，“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口小与梅枝瘦小形态相似，仅能容一小枝梅花而得名。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
秦始皇派兵南下与桂林郡的设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中原地区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以便获得岭南地区久已闻名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土特产，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对岭南的南越、西瓯、驼越发动了统一战争。其中一路指向今兴安县越城岭，另外四路分别从湖南江华萌诸岭、广东骑田岭和大庾岭，以及今江西上饶向岭南进军。进攻今广西的军队，在越城岭一带遇到了西瓯的顽强抵抗。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作战双方“伏尸流血数十万”，西瓯的首领译于宋和秦军主将尉屠睢均战死在战场上。秦朝军队和西瓯进入了持久战中，据说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军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只能驻扎在险要的地方，因而在今大、小溶江之间修建了城堡，这就是著名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位于越城、都庞二岭孔道，其间地势平坦，四周高山绵亘，大溶江旁依而过，背靠天险严关，是典型的防守要塞。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十《古迹门》中对此有记载：“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这个遗址周长20公里，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战壕、城垣、城门等痕迹至今仍旧历历在目。进攻西瓯的秦军之所以受阻，除了西瓯的英勇抵抗，以及秦军对南方的水土不服等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秦军远离北方几千里来到南方，陆上交通不便，后援部队和粮草等后勤供应不足，秦军的作战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解除秦军的后顾之忧，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天的兴安县城和溶江镇之间，修筑了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灵渠凿成以后，沟通了岭南与岭北的水路交通，使被围困在各个据点的秦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实力大为增强。在秦军新的攻势下，西瓯失败了，长达数年之久的秦统一岭南的战争结束。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了岭南地区，这是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开始。秦统一岭南以后，在西瓯族活动的范围内设置了桂林郡，派官吏进行统治，把该地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记载的就是这一事件。桂林郡范围包括今东起玉林，西至河池，北起兴安，南到扶绥的广大地区，郡治在布山（今贵港市）。今桂林市在秦代属于桂林郡的范围。秦始皇对岭南等地的统一，虽然劳民伤财，给中原人民和西瓯族都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又促进了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由于推行了郡县制，使各级官吏在岭南各地推行了中央王朝的封建法令，传播了封建文化，加强了汉族和当地土著民族西瓯等族的交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桂林等岭南地区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当地土著民族西瓯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灵渠的开凿及其在全国的地位

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于公元前214年修建成了灵渠。灵渠全长34公里，是一条连接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的人工运河。湘江发源于灵川县的海洋山，向北流入湖南，注人长江，属长江水系，从长江北面的支流汉水，可直接到达中原地区；漓江发源于兴安县的猫儿山，向南流入珠江水系。湘江水量大，但水位较低；漓江水量小，但水位较高，两条河流的落差有32米。因此，要引湘人漓，必须分水和使水爬坡，灵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灵渠开始修建的时间，据考证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灵渠的主要工程包括南渠、北渠、铧嘴、大小天平坝、泄水天平、陡门等项设施。铧嘴是用巨石在湘江中叠成一个前端尖锐如犁铧的石坝，它是为了控制进入南北两渠的水流量而设计的。铧嘴位置偏向湘江的东岸，锐角所指的方向与湘江主流线的方向相结，把湘江水劈分为二，一由南渠而合于漓，一由北渠而归于湘。这两条渠道的流量是不相等的，南渠只占三分，北渠却占七分，故有“湘七漓三”之说。这样的设计是具有高度的技术水平的。因为，南渠上游十多公里的渠道，由于两岸及河底尽是坚硬的石头，不易开凿，比较狭窄，一般河面宽约8—14米，水深约0.6—1.5米，特别是南陡口以下的最初一段渠道，全由人工凿成，堤岸接近湘江故道，容易崩溃。如果渠水太大，一到春涨期间，势将冲崩堤岸，淹没农田、房舍。因此，渠道仅能容纳三分的流量。而北渠则迂曲于一片小冲积平原间，开凿工程较为容易，河宽一般在10—16米之间，水深在1米以上，因此便能容纳较大的水量，而得水七分。大小天平，是建筑在铧嘴后面的一道拦河大坝，结构呈“人”字形，左边的一撇称大天平，右边的一捺称小天平，顶端的钝角与铧嘴遥遥相对。大小天平坝用大块石灰石砌成，坝高4米多，大天平坝长380米，接近东岸的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坝长120米，接近西岸的一端，与南渠渠口相连。大小天平之所以称“天平”，就是它具有平衡调节流量的作用，使渠水枯季不竭，涨季不溢，经常保持着充足的水量。该坝不作直线延伸而是采用“人”字形的结构，使堤坝与水流方向斜角相交，这样，坝身相对延长了，既可提高堤坝的排洪作用，又可减弱洪水对堤坝的压力，可见凿渠者对力学原理的运用，是经过缜密的思考的。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中共有5处，其中3处在于排洪，2处兼有排洪与蓄水行船的作用。这5处泄水天平，除了迴龙坝一处外，其余的应是秦代时候开凿的。陡门，或作斗门，是建筑在南北渠道里的一种集中比降、提髙水位、起船闸作用的设施，当时建有18道，唐代后增至36道，船进人陡门后把闸门关上，使水位升高，船就能一级一级往上撤，安然翻山越岭，南来北往，由漓江入湘江，或由湘江入漓江。由于灵渠中设置了这种陡门蓄水，故灵渠又称陡河。除了上述设施外，在南北两渠的旁边还修筑了堤岸，以防止雨季山洪暴发时渠水横溢，浸没水渠。灵渠设计科学，结构合理，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继都江堰和郑国渠之外的又一著名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2000多年前能建成这样宏伟的水利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秦代以后，灵渠一直是岭南与中原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两千多年来，历代均对它进行修治、维护，以扩大它的经济效益。灵渠对于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湘桂铁路通车后，灵渠的交通运输作用被铁路、公路所代替，但作为一条灌溉总渠，它仍然滋润着兴安县成千上万亩的良田。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灵渠说:“秦始皇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珠江、长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正因为灵渠如此重要，所以1994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庆林寺的往事

盛唐时，桂林西山西湖的西庆林寺百僧齐聚，与四川大足寺、云南鸡足寺、贵州扶风寺、广东南华寺齐名，誉为南方五大禅林。有说，西庆林寺创建于初唐女皇武则天当朝之际，中唐后名延龄寺、北宋末称资庆寺。关于它的创寺与镌佛，曾有个故事。传说在武则天临朝之晨，她突然梦见一尊高一丈六尺的金身之人，来向她乞赐袈裟。临朝后，武皇即召众大臣问其梦事，一时大臣皆莫能解。后来，有位大臣进奏：“陛下既有此梦，不妨就依梦中所示，造袈裟一件，作上标记，悬于皇城门上，看是否有人将它取走，然后再作符验。”第二天，袈裟果然被人取走，于是武则天遂诏告天下，寻找这件袈裟。结果在桂州（今桂林）西庆林寺新近供奉的卢舍那佛金身上找到了这件袈裟。原来，这尊佛身的镌刻亦有着不凡的经历:有说是，桂林西山原为荆榛丛生、西湖围绕，并无寺宇。有一阵子城外的漓江、桃花江涨了大水，给西湖漂来了一根上好的巨木。当正有人要操斧砍斫时，忽见一位梵僧立在巨木旁说:“此木有炅，尔宜勿伐!”说毕梵僧就隐去了。后来，有心人就将这根巨木雕刻成一尊卢舍那大佛身，供奉在了西庆林寺内。这些传说，都记载在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士记?延龄寺圣像》中。从此以后，西山成为了弘扬佛法的圣地。山上山下，寺宇林立，香烟缭绕，钟鼓连鸣，禅乐悠扬，历代文人与信士的足迹遍布这里，争相与禅师结友论道，留下了大量古迹。西山的观音、西峰、千山、立鱼四峰就有艺术造诣高超的摩崖像群200余尊，存放骨殖的石室和灯龛30余处，造像记及石室记7方。这些造像都具独特风格，不同于中原而源自印度原始佛教造像艺术，成为很珍贵的“丝绸之路”南线海路古迹。西庆林寺梵钟的“噌”、“噌”之声，曾给盛唐时期桂林的先祖带来过奇特神异的境界。但是，这里的佛教高潮遭到了武宗李炎的一次大灾难。会昌五年（845）李炎下诏全国厉行毁佛崇道，西庆林寺及其西山摩崖造像，因名气甚大而被严重破坏。一时寺宇受击、造像被砸、僧尼还俗。尽管数年后，宣宗李忱继位，又复兴佛法，宋淳化年间又重修西庆林寺，然而元气已是大伤。中唐后，桂林佛教重心已从西山内移伏波山的还珠洞，赵宋以后又转移至叠彩山的风洞。元初，蒙古兵进攻桂林时，西山成为主战场，守的顽强，攻的残酷，还使用了火炮，战火燃遍西山，唐宋所遗佛盛景象，再遭更大的摧毁。明代以后，这里已是草蔓石阶，又恢复到荆榛丛生的原貌了。可是，唐宋时代的西庆林寺具体位置在哪里？布局是怎样？还有什么遗迹和遗物？一直为桂林人所关心。 1983年，桂林市考古人员进行了踏勘，接着又进行了T字形探沟试掘，终于揭开了它的面纱。可知，西庆林寺位于西山立鱼峰南麓的空旷之间（今苏军烈士墓前后），坐北向南，依山麓之势，前低后高，系三进布局，第三进主殿周置勾栏，全寺进深约200米、宽约80米。又可知，距地表0.60至1.55米之间，为废寺地层。最底的唐代地层，出土有宽厚型的绳纹青砖、绳纹板瓦、素面筒瓦、带系耳划纹陶罐；稍上的宋代地层，出土有宽薄型青砖等。极为难得的是，第二进出土了一件北宋明道二年（1003）的纪年勾栏，为全国寺宇遗物中所鲜见，勾栏铭文：北宋明道二年勾栏本州弟子王及舍钱刻造瑞像阶上两畔石勾栏。明道二年五月末旬毕工记。同时还有着唐宋之间的大量建材:乳钉纹及莲瓣纹的滴水和瓦当、戴盔武将及佛菩萨人物砖；生活用具，有青瓷碗、碟等。这些都在桂林城南的瓦窑桂州窑出土过。在寺的后院（苏军墓后）深1米左右，发现了方形地砖、小块形宋代青砖、筒瓦、板瓦。还有粗拙的石作塔件:方形塔座、圆形的相轮与塔刹。垃圾堆中还出土宋代铜钱一批、豆青釉烛台、浅绿釉小香炉、酱釉陶缸等残件。另发现无灰浆的石砌水沟、片石墙。大凡唐代的石作皆是粗凿。
曹驯与奎光楼

明清时期尤注重学风。桂林历代的文化古建筑，更以清代为盛。康熙十一年（1672）桂林府学向西移建，开创了隆重其建筑的历史。解放西路桂林中学内的奎光楼，就是已有一百来年的清代文化建筑。桂中校园在清代是府学的所在。东有流恩书院和榕湖经舍，西有讲学的明伦堂及武圣庙，南临湖南会馆，北瀕金鱼塘。府学内还先后建有祭祀孔子的大成殿、启圣宫、尊经阁、配食庑、处世斋以及崇圣、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诸祠，总称文庙。此外还有教授、训导和教谕各署。殿宇回廊，巨碑林立，组成了桂林有史以来布局得当而壮观的文化建筑群。府学文庙，是每年春、秋两季上丁日，释奠先师的崇圣之地，州府县城均建有。每遇地方长官临政，都必先到文庙参谒，仪式非常隆重。清代，桂林文人荟萃，常举重典在此。由于年久失修，在光绪十九年（1893），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翰林院编修曹驯，主持了一次文庙的整饰工作。在他主持下，添筑围墙，植树为仪，大大优雅了庙舍，使之更为庄严。竣工以后，尚有余银720两，他就在同年五月投入剩银，选择文庙东南隅、与尊经阁遥相对峙的地方建成了这座奎光楼。这楼虽然没有飞檐斗拱，但却是朱柱碧檻，格窗绿瓦，弥足古朴。楼成以后，曾吸引了许多人的登览。凭窗俯瞰，不但可瞻仰文庙堂庑，还可观赏“出廊群峰拱，西来扑空翠”的远景。楼内设有神龛，祀奉着奎宿、朱衣和土地诸神。但据竣工后的唐景崧《奎光楼记》碑刻记载，此楼还非为“吾乡人士祀神明，供临眺”之所，而是为“籍勖吾党读书励行，罔敢或愆，歆动之以文明，而期渐企乎圣贤”。可知奎光楼主要还是勉励地方人士勤奋读书，奖掖人才的所在。又据其记载，该楼还曾是文庙珍物的存放之所，岿然有序地保存着朝廷颁赐的联额和礼乐诸器。奎光楼的建造者曹驯，字谨堂，桂林人，年少好学，于同治元年（1862）乡试恩科补行正科中举，十年辛未科梁耀枢榜又获进士。光绪二年（1876）官任翰林院编修，十五年（1889）广西巡抚马丕瑶胪举贤才，报朝廷授予他五品卿衔。曹驯博览群书，诗名颇盛，近黄庭坚风格。但他尤热忱于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凡“遇灾请赈，遇饥请粜”，或是倡修地方名胜，他都慨然相助，累得地方称贤。在桂林，他曾会办桂垣书局、筹建“逊业堂”。光绪二十年（1894）冬，贡院南楼（即今王城正阳门楼）被毁，逾年不治，他与唐景崧等人将办团练余款重建了一座景福楼（后又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地方上重修《临桂县志》，由于他的博学被推为总纂。曹驯享年72岁，主持秀峰书院院长达30余年,造就了地方许多人才，因此被誉为清季桂林教育界的宗师！昔日，东郊三里店（现三里店广场北邻），有一座“乌龟石”，那就是曹驯去世后，地方为他树立的质焱神道碑，上书“皇清诰封奉政大夫光禄大夫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曹公谨堂神道”。可惜1976年10月扩路时，未做搬移保护，已将它砸毁。日寇犯桂，桂林的古建文物悉为灰烬，但府学文庙有幸保留了大成殿、泮池、巨碑、“德牟天地”牌坊及奎光楼。因“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浩劫，今日只幸存碑林与奎光楼了。2001年重修奎光楼中，有幸发现其主梁的梁书仍然保存，书曰“大清原三里店曹驯（字谨堂）神道碑光绪十九年癸已仲秋月谷旦阖省绅士公建”。奎光楼的保存，可藉以凭吊先贤，还可为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桂林光人策动重阳暴动

1911年10月10日，在省城电报局的内线吴某，给广西同盟会支部传来了极为振奋的消息：当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其他各新军纷纷响应。起义新军中就有桂林陆军小学送去升读武昌第三陆军中学的160余人。11日，电报局内线又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起义军已占领武汉三镇，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但是，三四天后却传来了十万火急的险情:清廷重用袁世凯，调集北洋精旅攻打起义军，已遭反攻夺去汉口大智门车站，起义军急需支援！此时此刻，分布在当时全国十八个省的革命党人都奋起策应。策应的方式:一是立即策动各省的清廷地方大吏、宣布独立，脱离朝廷；二是积极组织援鄂北伐敢死队。 “鄂事紧要，亟待应接”！省城桂林，在广西同盟会支部长耿毅的指挥下，决定于重阳节（10月29日）晚12时举行起义。在起义之后，当即组织敢死队北上援助武昌的起义军。起义的主力是城南郊李家村兵营的新军混成协及学兵营约二千人。其基层军官均来自革命党人薰陶的陆军干部学堂，兵员则来自桂、平、梧的知识青年，还有象鼻山下陆军小学的学兵及支持同盟会的会党数百余人。他们都接受了革命思想，群情激昂。田遇东营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桂林城，四周皆是石砌高墙，起义时爬城不易，决定到时里应外合，强行从南门、文昌门、西门和北门同时进城，会攻巡抚、布政使衙署及巡警道，并镇压非常顽固的旧军巡防营六个大队。支部长耿毅亦是军官,他坐镇福棠巷2号魏继昌府宅内的秘密支部处指挥一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天的下午起，突然狂风暴雨，越到晚上越大，城内街道顿成河流，南郊道路已是汪洋。这时革命党人刘建藩率领的新军混成协三个营的起义队伍，从李家村兵营开拔到将军桥时，怎么也无法通过南溪河。城内外的起义人员都在焦虑万分，终因不能会合而被迫停止了这次起义，决定举行第二次起事。
明清桂林的三大宪衙署

旧时“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的桂林城，素为广西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是抚、藩、臬三大宪衙署所在地。位于现中心广场的原巡抚衙署，明宣德时设立，是当时总揽广西省军事、吏治、财赋、刑狱、盐漕的最高长官公署，俗称抚台衙门。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广场基建显露，抚署占地颇广。它是内外两道护墙，护墙之厚近1米，是一座座气派恢宏的飞檐翘角、朱楹碧槛的歇山式大屋顶建筑群。正堂是听政之处，系五开间三进深。清康熙二十年（1681），巡抚郝浴建筑二堂，恭悬了前雍正帝谕示两广总督孔毓珣的“注心开济”匾，四屏镌有巡抚陈元龙的《爱民》、《敬事》、《率属》及《守身》四箴。堂柱还有巡抚赵慎轸一联，云：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1996年，城北火车始发站（旧时乌金铺）出土一件“广西巡抚马文毅公殉难处”石碑。史载清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间（1674—1677），省城风云突变，守将孙延龄附应吴三桂叛乱，而身为封疆大吏的巡抚马雄镇，宁拋头颅，拒绝分裂，被其关押在抚署一隅四年之久，最后举家在乌金铺遭到叛将吴世琮的杀害，轰动了满清朝廷，谥号文毅。抚台衙署前有一座全城最大的城隍庙。20世纪30年代初省立二师的帅础坚等师生，饮酒来了劲后，大呼破除迷信口号，将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搬到了王城省立图书馆的陈列所，当做木偶艺术展出，轰动全城。抚台衙署北去百余米，即是布政使司衙署，俗称藩台衙门（今工人文化宫地）。藩台是管理一省财赋和吏治的衙署，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正堂亦为五开间三进深，东西六房，诸进共计40间。客厅楹柱上，有藩使金德山一联，云：坐此似同舟，官情彼此关休戚；须叟参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但是，这些官吏却没有想到劳动大众已是极端痛苦。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腊月二十四日的小年午夜后，突有受苦受难而暴动的永福古田数百名壮族农民军，越过东门，冲入藩台，杀死了半醉的布政使黎民衷，并从藩库取走四万两巨银，震惊了朱明王朝。藩台后面有一座别致的花园，园中有康熙年间建的花神祠与花神墓，还有数百年的古槐。园中还有一座曲径通幽的八桂厅，厅前因种明?藩台衙署石狮有苍翠清香的八株桂树而得名。八桂厅一直是名人场所。时至民国初年，八桂厅曾是旧桂系头目陆荣廷来桂时的行辕，他在一张石桌上留刻了两首诗文。孙中山来桂誓师北伐时，又曾是蒋介石的住处，壬戌狗年的上元日这天，他特在厅前留影。抗战前夕，这里是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的官邸。抗战期间，是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址，更是全国名人荟萃之地。光复后，是广西文献委员会所在地。按察使司署在城北宝积山之阳（今市政府第二招待所），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是巡抚属官，俗称臬台。明正统六年（1441），按察使章聪曾称其大堂为“中正堂”。清代时，司前大堂又名曰“风纪堂”。康熙年间，大堂楹柱上曾有著名司法官吏徐士林的著名撰联，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但封建社会的司法是难以公正的，靠的是逼供讯。司衙的囚牢大门，是仅有1.4米左右高的狴犴兽图的双扇门，里面布满了刑具，都是逼供讯的用具。古代死刑规定“秋决”，即是在农历霜降后执行死刑。届时由按察司下达判决书式的“钉封文书”，再勾决犯人姓名由监斩官推出执行。行刑时，刽子手都是红布缠头、红短衣敞胸、满脸杀气。人犯则背插“斩标”，被推着走上刑场。桂林死犯是被推出丽泽门外，跨过“落魂桥”，最后到达骝马山前的刑场执行。古代，那里是一片“秋夜萤飞讶鬼磷”的荒丘。刽子手行刑时，是分别使用鬼头刀和凌迟分尸刀。犯人要东西排列，执行时先东后西。有史料说，刽子手不能天天行刑，因而多是兼职。清同治及光绪年间，执行斩首一次，得钱一串即一千文；行剐人一次，得钱三串即三千文。刽子手还借人血出卖“人血馒头”、“蘸血钱”及“解血绳”等勾当，极为残忍。 1949年11月22日，桂林城解放时，四野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南下的随军记者、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曾深入其臬署，观览到这用了五百余年的旧式牢狱。他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监狱筑成十字形，四端都有铁栅门。十字形的每一边都有两排监房，监房的厚铁门上有监视人犯的瞭望孔。监房里有笨重的、粗糙的中世纪式的带有铁链的脚镣。通常的刑罚，是把犯人反背悬挂在钩子上，再在颈上挂上一桶水。
栖霞寺的历史故事

史载，南明阁部瞿式耜在就义时，面对降清刽子手孔有德，口咏了一首掷地铿锵的绝命诗后，与学生张同敞昂首走向刑场，其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从此，浑融法师即在栖霞寺供奉了这两位民族英烈的牌位，并以晨钟暮鼓超度忠魂。浑融圆寂之后，除瞿、张二公之外，后僧还一直祭祀着浑融、性因二法师和义士杨艺等五位极具民族气节的人物，因而世代以来栖霞寺备受景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终为瞿、张二公的忠烈所感动，特予追赐谥号，瞿公赐谥忠宣、张公赐谥忠烈。接着，桂林地方上成立了纪念张同敞的“别山会”，置产供祀、修墓、建双忠亭。双忠亭位于栖霞寺右侧，后改亭为祠，每届仲冬，必隆重祭祀。栖霞寺在咸丰年初毁于兵燹。至光绪十八年（1892）广西巡抚张联桂全部修复并重铸寺钟。史载，时任封疆大吏的张联桂，见到栖霞古刹已是草没殿基，法器无存，深为感叹。他集银二千六百两，于是年三月至七月，历五个月时间，将原有建筑尽悉修复，共修复五殿、二阁、三堂、三亭、二池,这口重铸大钟:通高118厘米、口径91厘米，獅头鼻纽，图饰“龙凤呈祥”，鼓腹正面铭刻“栖霞寺”、“光绪十八年”等字样。此钟一直保存到“文革”中不知了下落。1980年10月，笔者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突然接到东片绿化队报告:他们发现了这口已被丢弃在望城岗上的铁钟！终于将此古钟保存了下来。张巡抚重修栖霞寺时，观察使张安圃还撰有一联纪其事，联曰：青山不管兴亡事，佛火新添忠义香。 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之时，来到桂林的抗日将军李济深与文化人对栖霞寺备加推崇。自1937年起，在桂林的知名人士经常会集寺中，敬焚忠义香；从1942年起，每年仲冬，李济深将军都亲率各界人士在双忠祠、张公墓主持祭祀。 1940年5月，广西著名的抗日将军钟毅，在鄂北随枣战役抗击日寇时为国捐躯，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将其遗骸从敌后秘密运出，经重庆运回桂林。8月3日下午4时，灵车到达桂林，万人接灵，军民激昂，在李济深的特意安排下，专于栖霞寺前公祭三天，备极哀荣。也是1940年，著名法师巨赞率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来到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是响应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号召，在南岳组织起来的青年僧侣兴教救国组织。他带领这批佛教青年参禅栖霞寺、祭奠双忠祠，超度忠魂，激励爱国精神。后来，巨赞受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留在了桂林。戏剧大师田汉当时在桂林创作了多部抗战剧本，还创作了一部与栖霞寺有关的《双忠记》。1942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住在七星岩附近的田汉路过花桥，忽见桥柱有一张大红招帖，说本月十七日，是南明瞿阁部式耜与张侍郎同敞在桂林抗清殉国的293年纪念日。届时，将在二公双忠祠举行祭祀典仪及纪念会，由李济深将军主持。田汉因读过二公在狱中的《浩气吟》唱和诗，那令人悲壮而肃然起敬的绝命诗一直在他脑海里震荡回旋，激情汹涌，便决定创作《双忠记》剧本，歌颂二公及浑融和尚等人的民族气节。面谈后，李济深将军很是赞同，相约在纪念会上演。田汉是个大忙人，可也是个剧作高手，他直到纪念日的当天才开始动笔，从上午10时半一直写到下午3时多，用5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剧作。戏分两场，头场写瞿、张二公共赴国难，二场写二公被俘后，以诗唱和，互勉忠贞。田汉是一边构思，一边刻写在蜡纸上，又一边付印，再一边赶排的。剧本由文艺歌剧团以平剧形式演出，都由著名演员担纲，郑亦秋出演瞿公，李迎春出演张公。果然，当晚即在高升戏院上演了，演出引起强烈反响。以后又改以京剧演出，田汉再次补写了第三场，即二公慷慨殉国。其中又以瞿公一段嘲斥孔有德的大段念白，影射蒋介石。
明皇太居留迹桂休

据文献记载，明天顺六年（1462），广西平乐府贺县桂岭乡瑶族土官李福斌为朝廷派来的征“蛮”将军颜彪所夷，其幼女李唐妹被掳进京献宫。李唐妹北上路过省城桂林时，曾在城西（今东安街）药师寺附近的古茶庵歇宿，常用此处的清泉饮喝、梳洗，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李氏入宫后，因她聪敏好学，很快通晓文字，授予女史，守内藏。成化五年（1469）间的一次，宪宗帝朱见深偶入内藏，李氏获得其悦，身怀有孕。不料，这怀孕之事却遭到权宠万贵妃的妒忌，被迫打胎。但成化六年七月初三，她还是偷偷地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后在太监张敏的秘密寄养下活了下来。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帝正愁无嗣时，张敏终于向他揭开了秘密。正当朱见深为有这个儿子继位而高兴时，李氏却在万贵妃的迫害中含冤离世，年仅23岁。李氏死后，宪宗帝追封她为淑妃，谥号恭恪庄僖。李氏所生之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帝朱祐樘。弘治元年（1488），孝宗帝继位后，为念生母之情，不因族别和身份的不同，即将其生母由淑妃追封为太后，又将生母的曾祖、祖、父都追赠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均诰封一品。他还三次派出钦差来到广西贺县调查生母的亲族，但由于这些钦差的怕苦和无能，始终未能查出结果。最后，在贺县兴建了其生母的祖先茔墓，在桂林兴建了一寺一池一祠。
墓主是刽子手杨观

当掀开封土，即看见大量浇注灰浆粘合的大青砖，我们已经知晓，这是一座明代墓葬。当再见到庞大的券拱墓室结构，就知道墓主是有着特殊的身份了。封土之下是一座高2米有余的单砖室券拱男主人墓，砌造十分精致，分有前室、玄室（棺室），即所谓“前堂后寝。前室为横券，玄室呈直券。惜守墓人还是没有防范未然，不知在哪个年代，室内已经被盗。经现场扫视：曾有入葬，棺木已朽，尸骨残存；主人身上尚余有服饰金箔和一批北宋年号铜钱；棺前置有锡质的酒壶与烛台；门扉无存，但铜钥落在门坎间；让我们激动的是:前室中央立着墓志铭！墓志铭的存在，确实令我们兴奋。志石一合，高0.67米、宽0.64米、厚0.07米，一是志盖，一是志文。两石仍然合拢，以双道铁箍束紧，箍隙处塞入铁楔，可见盗墓者没有心思去揭开墓志看文字。我们迫不及待地揭开了墓志石，志石四边的杀面，均饰缠枝卷叶刻纹，古人常以此纹表示长寿。志盖阴刻篆书：“大明故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杨公墓志铭”17字，这果然是明代要人杨观墓；志文阴刻楷书47行，行满40字，字体端正，通常志文彰表三代，此志却记述了墓主人杨观四代人紧随朱明王室打江山、参政事的经历。尤其是详细地从反面记载了杨观本人从天顺八年（1464）到弘治十三年（1500）间，残酷镇压两广少数民族起义的一粧桩行径，字里行间，还记录了他与靖江王室的非常关系。这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实物史料。杨观，古代文献尚未见传，在《临桂县志?墓冢》中仅可找到“明广西都指挥佥事杨观墓在城东半塘尾”寥寥17字。据此志文，杨观祖籍安徽庐州合肥。曾祖父杨肆，在随明太祖朱元璋攻克苏州时战死，追封侍卫指挥佥事。祖父杨兴因袭，调燕山护卫，洪武末，参与燕王朱棣的“靖难事变”打到京师，逐惠帝，杀齐（泰）、黄（子澄），获得赏功，改任御林军前卫，后随文皇战死夹河。父亲杨昂，正统十三年（1448）随英宗朱祁镇到狼山征伐鞑人的南犯，因仓促迎战失利，被执遭杀，时杨观仅7岁。杨观，字国宾（1441—1500），在15岁时，承袭世职，被荐为领右军坐营。次年秋，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和昭武伯曹钦谋反，一时京师混乱。杨观因参加平曹，被晋升指挥同知。至此，杨家四代都成为了世袭名将。可是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天顺八年（1464）因其妻舅锦衣卫都指挥门达事发，受到株连，杨观全家被贬广西，降调南丹卫正千户，仅管一县之武装。但他仍忠实于朱明王室，开始了走向征剿两广少数民族的行径。明中叶之后，随着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与压迫的加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来到广西第二年的杨观，首次参加征剿浔州大藤峡地区的瑶壮人民起义。他率部在大藤峡，因“皆身历村寨岩洞，前后斩获数多”，升为南丹卫指挥佥事。成化十三年（1477）从都督白玉征剿庆远、天河的壮民起义，又因“斩获尤多”举为都指挥职。十七年（1481）被派守备兴安，以后数年中，他对武冈、阳洞、全州、兴安等地的苗民起义军，屠杀再三，几近千人。弘治九年（1496），移师广东南韶，他又因征剿府江起义有功，升迁广东指挥同知。次年，他再因征剿湖广民军有功，诏升广东都指挥佥事，成为一省军事最高长官的二把手。由于杨观以凶残手段镇压两广各民族的起义，因而得到藩国桂林的靖江王青睐。弘治四年（1491），袭封王位刚刚一年的17岁端懿王朱约麒，迎娶了杨观长女为妃，并在两年后生下世子朱经扶（后来的安肃王）。从此，杨观成了朱明王朝的藩亲国戚。但是，正当杨观诏升为广东指挥佥事“既拜”回署的次年，他在广东江右、信丰人民新起的武装暴动中“暴病”而死。因其“祖茔在京师不获归葬，乃以公卒之年十二月初四日，扶柩至桂林之东乡秦村母塘岭，与配门氏之墓而合葬焉”。